小學略説

太炎先生講

王乘六、諸祖耿記

小學二字，説解歧異。漢儒指文字之學爲小學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古者八歲入小學。”《周官·保氏》：“掌養國子，教之六書、九數。”六書者，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聲、轉注、假借也。而宋人往往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爲小學。段玉裁深通音訓，幼時讀朱子《小學》，其文集中嘗言：“小學宜舉全體，文字僅其一端。灑掃、應對、進退，未嘗不可謂之小學。”案《大戴禮·保傅篇》：“古者八歲出就外舍，學小藝焉，履小節焉；束髮而就大學，學大藝焉，履大節焉。”小藝指文字而言，小節指灑掃、應對、進退而言；大藝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大節乃大學之道也。由是言之，小學固宜該小藝、小節而稱之。

保氏所教六書，即文字之學。九數則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云“數者，一十百千萬”是也。學習書數，宜於髫齔；至於射御，非體力稍强不能習。故《内則》言“十歲學書計，成童學射御”，《漢書·食貨志》言“八歲入小學，學六甲、五方、書計之事”。《内則》亦言六歲教之數與方名，鄭注以東西釋方名，蓋即地理學與文字學矣。而蘇林之注《漢書》，謂方名者四方之名，此殊不足爲訓。童蒙稚呆，豈有不教本國文字，而反先學外國文字哉？故師古以臣瓚之説爲是也。

漢人所謂六藝，與《周禮·保氏》不同。漢儒以六經爲六藝，《保氏》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爲六藝。六經者，大藝也；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者，小藝也。語似分歧，實無二致。古人先識文字，後究大學之道。後代則垂髫而諷六經；篆籀古文，反以當時罕習，致白首而不能通。蓋字體遞變，後人於真楷中認點畫，自不暇再修舊文也。

是正文字之小學，括形聲義三者而其義始全。古代撰次文字之書，於周爲《史籀篇》，秦漢爲《倉頡篇》，後復有《急就章》出。童蒙所課，弗外乎此。周興嗣之《千字文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入小學類。古人對於文字，形聲義三者，同一重視。宋人讀音尚正，義亦不敢妄談。明以後則不然。清初講小學者，止知形而不知聲義，偏而不全，不過爲篆刻用耳。迨乾嘉諸儒，始究心音讀訓詁，但又誤以《説文》、《爾雅》爲一類。段氏玉裁詆《漢志》入《爾雅》於《孝經》類，入《倉頡篇》於小學類，謂分類不當。殊不知字書有字必録，周秦之《史》、《倉》，後來之《説文》，無一不然。至《爾雅》乃運用文字之學。《爾雅》功用在解釋經典，經典所無之字，《爾雅》自亦不具。是故字書爲體，《爾雅》爲用。譬之算術，凡可計數，無一不包。測天步曆，特運用之一途耳。清人混稱天算，其誤與混《爾雅》字書爲一者相同。《爾雅》之後，有《方言》，有《廣雅》，皆爲訓詁之書，文字亦多不具。故求文字之義，乃當參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；論音讀，更須參韻書。如此，文字之學乃備。

乾嘉以後，人人知習小學，識字勝於明人。或謂講《説文》即講篆文，此實謬誤。王壬秋主講四川尊經書院，學生持《説文》指字叩音，王謂爾曹喻義已足，何必讀音？王氏不明反語，故爲是言。依是言之，《説文》一書，止可以教聾啞學生耳。

今人喜據鐘鼎駁《説文》。此風起於同、光間，至今約六七十年。夫《説文》所録，古文三百餘。古文原不止此，今洛陽出土之三體石經，古文多出《説文》之外。於是詭譎者流，以爲求古文於《説文》，不如求之鐘鼎。然鐘鼎刻文，究爲何體，始終不能確知。《集古齋鐘鼎款識》釋文，探究來歷，不知所出，於是諉之曰昔人。自清遞推而上，至宋之歐陽修《集古録》。歐得銅器，不識其文，詢之楊南仲、章友直（楊工篆書，嘉祐石經爲楊之手筆；章則當時書學博士也）。楊、章止識《説文》之古文，其他固不識也。歐强之使識，乃不得不妄稱以應之。《集古録》成，宋人踵起者多，要皆以意測度，難逭妄斷之譏。須知文字之學，口耳相受，不可間斷。設數百年來，字無人識，後人斷無能識之理。譬如“天地玄黄”，非經先生口授，何能明其音讀？先生受之於師，師又受之於師，如此數千年，口耳相受，故能認識。或有難識之字，字書具在。但明反切，即知其音。若未注反切，如何能識之哉？今之學外國文者，必先認識字母，再求拼音，斷無不教而識之理。宋人妄指某形爲某字者，不幾如不識字母而誦外國文乎？

宋人、清人，講釋鐘鼎，病根相同，病態不同。宋人之病，在望氣而知，如觀油畫，但求形似，不問筆畫。清人知其不然，乃皮傅六書，曲爲分剖，此則倒果爲因，可謂巨謬。夫古人先識字形，繼求字義，後乃據六書以分析之。非先以六書分析，再識字形也。未識字形，先以六書分析，則一字爲甲爲乙，何所施而不可？不但形聲、會意之字，可以隨意妄斷，即象形之字，亦不妨指鹿爲馬。蓋象形之字，並不纖悉工似，不過粗具輪廓，或舉其一端而已。如字略象人形之側，其他固不及也。若本不認識，强指爲象别形，何不可哉？倒果爲因，則甲以爲乙，乙以爲丙，聚訟紛紛，所得皆妄。如只摹其筆意，賞其姿態，而闕其所不知，一如歐人觀華劇然，但賞音調，不問字句，此中亦自有樂地，何必爲扣槃、捫燭之舉哉！

宋人持望氣而知之態度以講鐘鼎，清人則强以六書分析之。然則以鐘鼎而駁《説文》，其失不止偏閏奪正而已。嘗謂鐘鼎款識，不得闌入小學；若與法帖圖象，並列藝苑，斯爲得耳。“四庫書”列入藝術一類，甚見精卓。其可勉强歸入小學類者，惟有研究漢碑之書，如洪氏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之類而已。文字之學，宜該形聲義三者。專講《説文》，尚嫌取形遺聲；又何況邈不可知之鐘鼎款識哉！蓋文字之賴以傳者，全在於形。論其根本，實先有義，後有聲，然後有形。緣吾人先有意想，後有語言，最後乃有筆畫也（文字爲語言代表，語言爲意想之代表）。故不求聲義而專講字形，以資篆刻則可，謂通小學則不可。三者兼明，庶得謂之通小學耳。《説文》以形爲主，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以義爲主，《廣韻》之類以聲爲主。今人與唐宋人讀音不同，又不得不分别古今。治小學者，既知今音，又宜明瞭古音。大徐《説文》，常言某字非聲，此不明五代音與古音不同故也。欲治小學，不可不知聲音通轉之理。段注《説文》，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幾部字樣，此即示人以古今音讀之不同。音理通，而義之轉變乃明。大徐《説文》，每字下注明孫愐反切，此唐宋音，而非漢人聲讀。但由此以窺古音，亦初學之階梯也。要之，形爲字之官體，聲義爲字之精神，必三者具而文字之學始具。

許君之言曰：“惟初太極，道立於一。”“一”之爲字，屬指事。蓋人類思想，由簡單以至繁複，苦結繩之不足致治，乃有點畫以作識記，則六書次第，以“指事”居首爲最合，指事之次爲“象形”。《説文》之界説曰：“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見意，上下是也。”“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屈，日月是也。”此皆獨體之文，繼後有形聲、會意，則孳乳而爲合體之字。故“形聲”之界説曰：“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”“會意”之界説曰：“比類合誼，以見指撝，武信是也。”指事、象形在前，形聲、會意在後，四者具而猶恐不足，則益之以轉注，廣之以假借。如是，則書契之道畢，憲象之理彰。

指事之異於象形者，形象一物，事晐衆物。以上下爲例，上下所晐者多，而日月則僅表一物。上下二字，視之察之，可知其在上在下。此指事之最易明白者，故許君舉以爲例。

指事之字，除上下外，計數之字，自一至十，古人皆以爲指事。但字从入从八，已屬會意。四字象形，尚非指事，惟籀文作，確係指事。按：莽布六七八九作，或爲最初之古文，極合於“察而見意”之例。若兩篆，殊不能“察而見意”也。

六書中之指事，後人多不了然。段氏《説文注》言指事者極少。王菉友《釋例》、《句讀》，凡屬指事之字，悉以爲會意。要知兩意相合，方得謂之會意。若一字而增損點畫，於增損中見意義者，胥指事也。指事有獨體、合體之别，上下一二，獨體指事也。合體指事，例如下列諸字：

本，以木下一表根。未，以木上一表顛。不，象形兼指事，一以表天，下爲鳥形，鳥飛上翔，不下來也。，一以表地，上爲鳥形，鳥飛从高，下至地也。此皆無形可象，故以一表之。又有屈曲其形以見意者，爲象人形，側其左曰，側其右曰，交其兩足則爲，曲其右足則爲。均从大而略變者也，均指事也。更如屈木之顛曰，木之曲頭，止不能上也。木中加一曰，赤心木也。赤心不可象，以一識之也。，牛鳴也，从牛，象其聲氣从口出。，羊鳴也，从羊，象氣上出。繫豕足曰，絆馬足曰。凡此皆不别造字，即於木、牛、羊、豕、馬本字之上，加以標幟者也。

指事有減省筆畫以見意者。如，暮也，从月半見。，伐骨之殘也，从半；，義爲剔肉置骨，而得半，其殘可知。，木之餘，斷木之首以見意。有相背之象。，上象鳥首，下爲雙翅，張其翅，以表飛翔之狀，而迅疾之，从飛而羽不見，疾飛則羽毛不能詳審，故略去羽毛。今山水家畫遠鳥多作十字形，意亦同也。以上皆損筆見意之指事。又有以相反爲指事者。如反正爲，正乏即算術之正負，乏即負耳。反人爲，相與比叙也。倒人爲，變也，人死則化矣。反爲，永爲水長，爲分支，分支則水流長矣。象草出於地，倒爲，周也，川楚間有陰沉木者，山崩木倒，枝葉入地而仍生，嶺南榕樹亦反倒入地而生，此皆可見蒙密周匝之意。推予謂之，倒予謂之，以騙術詐惑人而取其財，斯爲幻矣。象人足，反爲，蹈也。此皆以相反見意也。故指事有三例：一增一省一相反。今粤人減有字二畫爲冇，音如毛，意爲無有，此俗字之屬於指事者也。

指事不兼會意，而會意有兼指事。蓋雖爲會意，仍有指事之意在。从二人相背，从二臣相違，相背相違，亦有指事之意。兩或顛倒而成，悖也；兩止相背而成，足剌也：亦兼指事之意。指事之例甚廣，而段氏乃以爲指事甚少，此亦未之思耳。但段氏猶知指事、會意，不容廁雜；而王箓友則直以指事爲會意矣。要知會意之會，乃會合之會，非領會之會也。

造字之朔，象形居先，而指事更在象形之前。蓋指事亦象形之類，惟象空闊之形，不若象形之表示個體耳。許君舉日月二文爲象形例，象日中有黑子，象日形之半，此乃獨體象形，之類均是。至合體象形：，象果實，下从木；，象跗萼，下从木；象阡陌之狀，而小篆作；，古文作，小篆加衣爲，中象毛皮之形，皆合體象形也。从女加爲兩乳形；从儿，象小兒頭囟未合，亦合體象形也。自獨體象形衍而爲合體象形，亦有不得不然之勢。否則無女之，無儿之，孰从而識其爲母爲兒乎？

象形之字，《説文》所録甚多，然猶不止此數，如鐘鼎之，即爲《説文》所未録者（鐘鼎文字，原不可妄説，但連環之，可由上下文義而知其決然爲環，經昔人謹慎考定，當可置信）。

造字之初，不過指事、象形兩例。指事尚有狀詞、動詞之别，而象形多爲名詞。綜《説文》所録，象形、指事，不過二三百字。雖先民言語簡單，恐亦非此二三百字所能達意。於是有以聲爲訓之法，如：馬兼武義；火兼毁義；水有平準之義，而以水代準（古音水準相近）；齊有集中之義，齋戒之齋，即假齊以行。夫書契之作，所以濟結繩之窮。若一字數義，仍不能收分理别異之功，同一馬也，或作馬義，或作武義；同一水也，或作水義，或作準義：依是則飾僞萌生，治絲而益棼矣。於是形聲、會意之作乃起。

形聲之聲，有與字義無關者，如江之工、河之可，不過取工、可二音，與江、河相近。此乃純粹形聲，與字義毫無關係者也。劦部之皆有同心合力之意，則聲而兼義矣。蓋形聲之字，大都以形爲主，而聲爲客。而亦有以聲爲主者，《説文》中此類甚多，如某字从某，某亦聲，此種字皆形聲而兼會意者也。王荆公《字説》，凡形聲悉認爲會意，遂成古今之大謬。故理董文字，切不可迂曲詮釋。一涉迂曲，未有不認形聲爲會意者。初造文字時，決不爾也。

許君舉武、信爲會意之例。夫人言爲信，惟信乃得謂之人言，否則與雞鳴犬吠何異？此易明者。止戈爲武，解之者率本楚莊王禁暴戢兵之意，謂止人之戈。但《大雅》：“履帝武敏。”《傳》曰：“武，跡也。”則足跡亦謂之武。按《牧誓》：“不愆於六步、七步。”“不愆於四伐、五伐。”步伐整齊，則軍令森嚴，此則謂之武耳。余意止者步省，戈者伐省，取步伐之義，似較優長。但楚莊之説，亦不可廢。若解止戈爲不用干戈，則未免爲不抵抗主義之信徒矣。

會意之字，《説文》所録甚少，五百四十部以形聲字爲最多。《説文》而後，字書所收，字日以多，自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以至《正字通》、《康熙字典》，無不後來居上。《類篇》所收，有五萬字。至《康熙字典》則俗體寖多於前矣。

後人造形聲之字，尚無大謬，造會意則不免貽笑，若造象形、指事，必爲通人所嗤。如“丟”，去上加一，示一去不返，即覺傖俗可笑。今人造牠、她二字，以牠爲泛指一切，她則專指女人。實則自稱曰我，稱第三者曰他，區别已明，何必爲此駢枝？依是而言，將書俄屬男，寫娥屬女，而泛指之我，當别造一字以代之。若“我師敗績”、“伐我北鄙”等語，我悉改書爲，不將笑絶冠纓耶？

轉注之説，解者紛繁。或謂同部之字，筆畫增損，而互爲訓釋，斯爲轉注。實則未見其然。《説文》所載各字，皆隸屬部首。亦有从部首省者：犛部有氂、有斄，氂與斄，非純从犛，从犛省也；爨部有、有釁，但取爨之頭而不全从爨也；畫部有晝，部有寐，有寤，有，晝爲畫省，寤、寐、，皆非全部从。且氂，犛牛尾也；斄，强曲毛也，與犛牛非同意相受。所以支鬲；釁，血祭：亦非同意。畫，介也；晝，日之出入，與夜爲介：意亦相歧。寐，卧也，雖與義較近，而寤則寐覺而有言，適與相反。謂生關係則可，謂同意相受則不可。不特此也，《説文》之字，固以部首爲統屬，亦有特别之字雖同在一部而不从部首者。烏部有焉、有舄，與部首全不相關，意亦不復相近；犛、爨、畫、四部，尚可强謂與考老同例，此則截然不相關矣。準此，應言建類一首，同意不相受。而江聲、曾國藩輩，堅主同部之説，何耶？

或謂建類一首者，頭必相同，如禽頭與兕頭同是也。余謂以此説“一首”猶可，顧“同意相受”之義猶未明。且《説文》所載，虎足與人足同，燕尾與魚尾同。如言禽頭與兕頭同爲建類一首，則此復應言建類一尾或建類一足矣。況禽頭與兕頭同在《説文》象形中，字本無多，僅爲象形之一種。故知此説瑣屑，亦無當也。

戴東原謂《説文》“考，老也”、“老，考也”，轉相訓釋，即所謂“同意相受”。“建類一首”者，謂義必同耳。《爾雅》：“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，俶、落、權輿，始也。”此轉注之例也。余謂此説太泛，亦未全合。《爾雅》十二字，雖均有始義，然造字之時，初爲裁衣之始；哉（即才字）爲草木之初。始義雖同，所指各異。首爲生人之初，基爲築室初。雖後世混用，造字時亦各有各義，決不可混用也。若《爾雅》所釋，同一訓者，皆可謂同意相受，無乃太廣泛矣乎？

於是許瀚出而補戴之闕，謂：戴氏言同訓即轉注，固當；然就文字而論，必也二義相同，又復同部，方得謂之轉注。此説較戴氏爲精，然意猶未足。何以故？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損故，如烏、舄、焉三字，立烏部以統之，若歸入鳥部，説从鳥省，亦何不可？況《説文》有瓠部，瓠部有瓢字，瓢从瓠省，實則瓠从瓜，瓢亦从瓜，均可歸入瓜部，不必更立一部也。且古籀篆字形不同，有篆可入此部，而古籀可入彼部者，是究應入何部乎？鴟，小篆从隹；雕，籀文从鳥：應入鳥部乎？隹部乎？未易決也。轉注通古籀篆而爲言，非專指小篆。六書之名，先於《説文》，貫通古籀篆三，如同部云云，但依《説文》而言，則與古籀違戾。故許氏之説，雖精於戴，亦未可从也。

劉台拱不以小學名，而文集中《論六書》一文，識見甚卓。謂所謂轉注者，不但義同，音亦相近。此語較戴氏爲有範圍。轉注云者，當兼聲講，不僅以形義言。所謂“同意相受”者，義相近也。所謂“建類一首”者，同一語原之謂也。同一語原，出生二字，考與老，二字同訓，聲復疊韻。古來語言不齊，因地轉變，此方稱老，彼處曰考；此方造老，彼處造考，故有考老二文。造字之初，本各地同時並舉，太史採集異文，各地兼收，欲通四方之語，故立轉注一項。是可知轉注之義，實與方言有關。《説文》同部之字，固有轉注；異部之字，亦有轉注，不得以同部爲限也。

《説文》於義同、音同、部首同者，必聯綿屬綴，此許君之微意也。余著《國故論衡》，曾舉四十餘字作證。今略言之，艸部：、葍也，葍、也；蓨、苗也，苗、蓨也。交互爲訓，綿聯相屬，即示轉注之意。所以分二字者，許君之書，非由己創，亦參考古書而成。、葍、蓨、苗，《爾雅》已分，故《説文》依之也。又如袒、裼、裸、裎：袒，許書作“但”；裼，古音如鬄。但、裼古雙聲，皆在透母。裸，但也；裎，但也。裎今舌上音，古人作舌頭音，讀如聽，亦在透母。裸在今來母，於古亦雙聲。此皆各地讀音不同，故生異文。由今論之，古人之文，較今爲簡。亦有繁於今者。《孟子》：“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”實則但言“袒於我侧”可矣。又古人自称曰我、曰吾、曰卬、曰言。我、吾、卬、言，初造字時，實不相關，語言轉變，遂皆成“我”義。低卬之“卬”，言語之“言”，豈爲自稱而造？因各地讀音轉變而假用耳。又，古人對人稱爾，稱女，稱戎，稱若，稱而。《説文》爾作尒，即造尒爲對人之稱，其餘皆因讀音轉變而孳生之字。女即借用男女之女，戎即借用戎狄之戎，若即借用擇菜之若，而即借用須髯之而。古無彈舌音，女、戎、若、而，皆入泥母。以今音準之，你音未變，戎讀爲奴、爲儂，而讀爲奈，皆入泥母。今蘇滬江浙一帶，或稱奈，或稱你，或稱奴，或稱儂，則古今音無甚異也。又汪、潢、湖、汙四字，音轉義同。小池爲汙，《左傳》：“周氏之汪。”汪訓池，亦稱爲潢，今匣母，轉而爲汙潢。《漢書》：“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。”《左傳》亦稱潢汙行潦。汪今影母，音變爲湖。汙湖陰聲，無鼻音；汪潢陽聲，有鼻音。陰陽對轉，乃言語轉變之樞紐。言與我，吾與卬，亦陰陽對轉也。語言不同，一字變成多字。古來列國分立，字由各地自造，音亦彼此互異，前已言之。今南方一縣之隔，音聲即異，況古代分裂時哉！然音雖不同，而有通轉之理。《周禮·大行人》：“屬瞽史諭書名，聽聲音。”瞽不能書，審音則準。史者史官，職主記載。“諭書名”者，汙潢彼此不同，諭以通彼此之意也。“聽聲音”者，聽其異而知其同也。汪、汙、潢、湖，聲雖不同，而有轉變之理，説明其理，在先解聲音耳。如此，則四方之語可曉；否則，逾一地、越一國，非徒音不相同，字亦不能識矣。六書之有轉注，義即在此。不然，袒裼裸裎、汪汙潢湖，彼此焉能通曉？下三字與上一字，音既相同，義亦不異。此所謂“建類一首、同意相受”也。古者方國不同，意猶相通。

造字之初，非一人一地所專，各地各造，倉頡採而爲之總裁。後之史籀、李斯，亦彙集各處之字，成其《史籀篇》、《倉頡篇》。秦以後字書亦然，非倉頡、史籀、李斯之外，别無造字之人也。庶事日繁，文字遂多。《説文》之後，《玉篇》收兩萬字，《類篇》收五萬字，皆各人各造而編書者彙集之。後人如此，古人亦然。許書九千字，豈叔重一人所造？亦採前人已造者耳。荀子云：“好書者衆矣，而倉頡獨傳者，一也。”斯明證矣。是故，轉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關鍵。使全國語言彼此相喻，不統一而自統一，轉注之功也。今人稱歐洲語同出羅馬，而各國音亦小異。此亦有轉注之理在。有轉注尚有不相喻處，故孔子曰：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……今亡矣夫！”蓋當時列國赴告，均用己國通用之字，彼此未能全喻，史官或有不識之字，則闕以存疑。周全盛時，雖諸侯分立，中央政府猶有史官可以通喻；及衰，列國依然自造文字，而史官不能喻。其初不喻者闕之，其後則指不識以爲識。“今無矣夫”者，傷之也。華夏一統，中國語言，彼此猶有不同，幸有字書可以檢查。是故，不但許君有功，即野王、温公輩，亦未始無功。又字有義有音，義爲訓詁，音爲反切。韻書最古者推《廣韻》，則陸法言輩亦何嘗無功哉！古有諭書名、聽音聲之事，其書不傳，後人採取其意而爲音韻之書。爲統一文字計，轉注決不可少，音韻亦不得不講也。

假借之與轉注，正如算術中之正負數。有轉注，文字乃多；有假借，文字乃少。一義可造多字，字即多，轉注之謂也；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，如令、長是，假借之類也。令之本義爲號令，發號令者謂之令，古之令尹、後之縣令，皆稱爲令，此由本義而引申者。長本長短之長，引申而爲長幼之長。成人較小孩爲長，故可引申，再引申而爲官長之長，以長者在幼者之上，亦猶官長在人民之上也。所謂假借，引申之謂耳。或者不察，妄謂同聲通用爲假借。夫同聲通用，别字之異名耳。例如前後之前，許書作，今乃作。，剪刀之剪也。漢以後，凡均作前。三體石經猶不作前。夫妄寫别字，漢以後往往有之，則漢以前亦安見其必無？周公、孔子，偶或誤書，後人尊而爲之諱言，於是美其名曰假借。實則别字自别字，假借自假借，烏可混爲一談？六書中之假借，乃引申之義。如同聲通用曰假借，則造拼音字足矣。夫中國語之特質爲單音，外國語之特質爲復音。如中土造拼音字，則此名與彼名同爲一音，不易分辨，故拼音之字不適於華夏。倉頡爲黄帝史官，黄帝恐亦如劉裕一流，難免不寫别字耳。是故同聲通用，非《説文》所謂假借。《説文》所謂假借，乃引申之義，非别字之謂也。否則，許君何不謂“本有其字，寫成别字，假借是也”乎？“本無其字”者，有號令之令，無縣令之令；有長短之長，無令長之長：故曰無也。造一令字，包命令、縣令二義。造一長字，包長短、長幼、官長三義，此之謂假借。

外此，假借復有一例。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五字，除夏與本義猶相近外，唐爲大義，非地名；虞爲騶虞義，非地名；商爲商量義、周爲周密義，均非地名。此亦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也。如别造一字，唐旁加邑爲鄌，虞、商、周亦各加邑其旁，亦何不可？今則不然，但作唐、虞、商、周，非依聲托事而何？此與令長意别，無引申之義，僅借作符號而已。

外此，復有一例。如重言之聯語，雙聲之聯語，疊韻之聯語。凡與本義不相關者，皆是也。《爾雅》：“懋懋、慔慔，勉也。”“佌佌、瑣瑣，小也。”“悠悠、洋洋，思也。”“烝烝、遂遂，作也。”此重言之聯語，有此義無此字，亦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之假借也。參差（雙聲之聯語，參與不齊無關）；輾轉（雙聲而兼疊韻。輾，《説文》作。與知戀反之轉不相關）；譸張（雙聲，譸或作侜，與幻義不相關），皆以雙聲爲形容也。消摇（消者消耗、摇者摇動，皆無自在義）；須臾（須，頰毛也。臾，曳也。皆無頃刻義），皆以疊韻爲形容也。有看似有義，實則無義者。如搶攘，《説文》無搶，作槍；攘作：二字合而形容亂義。要之，聯詞或一有義，或均無義，皆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也，皆假借也。是故不但令長可爲假借之例，唐、虞、商、周，懋懋、慔慔，參差、搶攘，均可作假借之例。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：一引申，二符號，三重言雙聲疊韻之形容，皆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也。烏得以同聲通用當之哉（同聲通用，治小學者亦不得不講。惟同聲通用乃小學之用，非六書造字之旨耳）！

引申、符號、形容，有此三者，文字可不必盡造，此文字之所以簡而其用普也。要之，《説文》只九千字，《倉頡篇》殆不過三千字，周秦間文化已啟，何以三千字已足？蓋雖字僅三千，其用則不僅三千。一字包多義，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。

以故，轉注、假借，就字關聯而言；指事、象形、會意、形聲，就字個體而言。雖一講個體，一講關聯，要皆與造字有關。如戴氏所言，則與造字無關，烏得廁六書之列哉？余作此説，則六書事事不可少；而於造字原則，件件皆當，似較前人爲勝。

造字之始於倉頡，一見於《世本》，再見於《荀子》，三見於《韓非子》，而《説文序》推至伏羲畫卦者，蓋初文之作，不無與卦畫有關，如即坎卦是已。若漢人書坤作巛，《經典釋文》亦然；宋人妄説坤爲六斷，實則坤與川古音相近，巛川相衍，義或近是。《爾雅·釋水》：“水中可居者曰洲。”大地摶摶，水繞其旁，胥謂之州。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説。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。者之重也。氣字作，與卦近似。天本積氣，義亦相合。此三卦與初文皆有關係。言造字而推至畫卦，義蓋在是。

《序》又言：“見鳥獸蹄迒之跡，知分理之可相别異，初造書契。”此義漢儒未有所闡。案《抱朴子》：八卦象鷹隼之翮。其言當有所受。《易·繫》言：“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。”所謂鳥獸之文者，鷹隼之翮當居其一。鷹翮左右各三。象其全則爲，去其身則爲，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説也。

造字之後，經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體，則文以寖多，字乃漸備。初文局於象形、指事，不給於用。《堯典》一篇，即非初文所可寫定。自倉頡至史籀作大篆時，歷年二千。其間字體，必甚復雜。史籀所以作大籀者，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。故爲之厘訂結體，增益點畫，以期不致淆亂。今觀籀文，筆畫繁重，結體方正：本作山旁者，重之而作屾旁；本作旁者，重之而作旁。較鐘鼎所作踦斜不整者，爲有别矣。此史籀之苦心也。惜書成未盡頒行，即遇犬戎之禍。王畿之外，未收推行之效。故漢代發見之孔子壁中經，仍爲古文。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（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，刻之於洛陽，見洪氏《隸續》，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存二千餘字）。至周代所遺之鐘鼎，無論屬於西周或屬於東周，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。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，相去僅五十餘年。史籀成書，僅行關中，未曾推行關外故也。秦兼天下，李斯奏同文字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作《倉頡》等三篇。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後世謂之小篆。今觀《説文》所録重文，古文有三百餘字，而籀文不及二百。此因小篆本合籀文。籀文繁重，李斯略爲改省。大篆小篆，猶世言大寫小寫矣。

秦時發卒興戍，官獄繁多，程邈作隸，以趣約易。施用日廣，於是古文幾絶。秦隸今不可見，顧藹吉《隸辨》言秦隸之遺於今者，若秦量、秦權、秦詔版等。文雖無多，尚可見其大意。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，而筆意仍爲篆書。即西漢之吉金石刻，雖爲隸體，亦多用篆筆書寫，與後世之挑剔作勢者不同。東漢時，相傳有王次仲者，造作八分，於是隸法漸變，即今日所稱之漢隸也。今所見之漢碑，多起於東漢中葉以後。東漢初年之《三公山碑》，尚帶篆意；《石門頌》亦然；裴岑《紀功碑》雖隸而仍兼篆筆，蓋爲秦隸之遺。桓、靈時之碑刻，多作八分，蔡邕之熹平石經亦八分也。八分與隸書之别，在一有挑剔，一無挑剔，譬之顔、歐作楷，筆勢稍異耳。《説文序》又言：“漢興有草書。”衛恒言：“草書不知作者姓名。”今案：草書之傳世者，以史游《急就篇》爲最先，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。但《論語》有“裨諶草創”之語；《屈原傳》亦有“屈平屬草稿未定”語。此所謂草，是否屬稿之際，作字草率牽連，或未定之稿曰草稿，均不可知。東周乙亥鼎文，阮元以爲草篆，後人頗以爲非。余謂凡筆畫本不相連，而忽牽連以書者，即可認爲草書之起源。如二十並作廿，四十並作卌是矣。又古文或作，从从，可以六書解説。爲之上半，應作，而今作，不能以六書解，或古人之所謂草乎？要之，此所謂草，與漢後从隸變者不同，必从大篆來也。

《説文序》言秦燒滅經書，古文由此絶。絶者不通行之謂，非真絶也。秦石刻之字，即古文及字，又秦碑字，亦係古文（小篆作）。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。蓋秦時通行篆隸，古文易亂，不過施諸碑版，一如今世通行行楷，而篆蓋墓碑，多鏤刻篆文耳。

秦漢之際，識古文者猶多。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數十篇。《史記·儒林傳》：“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。”漢初傳《尚書》者有伏生二十九篇，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。夫漢景末年，去焚書時已七十年，若非時人多識古文也，何能籀讀知其多十六篇哉？可見漢初猶多識古文也。《禮經》五十六篇，亦壁中經。中有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應，餘三十九篇，兩漢尚未亡佚。觀鄭康成注，常引逸《禮》，康成當有所受。知漢時識古文者多矣。又，《論語》亦壁中經，本係古文，而《魯論》、《齊論》，均自古文出，雖文字略異，而大旨相同。試問當時何以能識？無非景、武之間，仍有識古文者，孔安國得問之耳。又，北平侯張蒼獻《春秋左氏傳》。張之獻書，當在高后、文帝時。張以之傳賈誼，賈作訓詁，以授趙人貫公。賈由大中大夫出爲太傅，在都不過一年期。時張爲達官，傳授之際，蓋略詔大意而已，豈真以一十九萬字，手指口授，字字課賈生哉！則賈之素識古文可知。又《封禪書》言：武帝有古銅器，李少君識之，謂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。案之果然。《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年十歲則誦古文。”凡此種種，均可見古文傳授，秦以後未嘗斷絶。至漢景、武間，識古文者猶多也。且也，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荀子》，無今古文之别，其書簡帛者，爲古文無疑（作《吕覽》時，尚無小篆）。秦焚書時，當亦藏之屋壁。迨發壁後，人多能讀。不識古文，焉能爲此？河間獻王得古文先秦舊書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屬。《孟子》亦爲古文書之，餘可知矣。今人多以漢高、項王爲不識字。其實不讀書則有之，不識字則未然。項籍少時，學書不成，項梁教之兵法；沛公壯試爲吏，皆非目不識丁者所能爲。張良受《太公兵法》於黄石公；蕭何引《逸周書》以對高祖；楚元王與申公受詩於浮丘伯；張耳、陳餘雅好儒術；賈山之祖賈祛，故魏王時博士弟子，山受學於祛，涉獵書記。凡此皆能識古文之人。漢文時，得魏文侯樂人竇公，年百八十，其書即《周禮·太司樂》章。竇公目盲，其書蓋未盲時所受，定係古文。然一獻而人能識之，可證當時識者尚多。至東漢許君之時，識古文者漸少。蓋漢以經術取士，經典一立學官，人人沿習時制，其書皆變古而爲隸矣。若伏生之二十九篇，當初本爲古文，其後輾轉迻寫，遂成隸書。高堂生傳《禮》，最初爲篆爲隸，蓋不可知。《詩》則成誦於口，與焚書無關，故他書字形或有貤謬，而齊、魯、毛、韓四家，並無因字體相近而致誤者。《易》以卜筮獨存，民間所傳，自田何以至施、孟、梁丘，皆漸由古文而轉變爲隸。《左傳》本係古文，當時學者鮮見。《公羊》初憑口受，至胡毋生始著竹帛，爲隸書無疑。大抵當時利禄之途已開，士人識隸已足，無須進研古、籀。許君去漢武時已三百餘年，歷年既久，識古文者自漸寥落。而一二古文大師，得壁中經後，師弟相傳，輾轉録副以藏。以不立學官，故在民間自相傳授，寖成專家。此三體石經之古文所由來也。夫認識文字，端在師弟相傳。《説文》所録古文，不過三百餘字。今三體石經尚有異體，緣壁經古文，結體淩亂，有不能以六書解者，許君不願穿鑿，因即屏去不録。如《穆天子傳》八駿之名，今亦不能盡識也。

漢時通行載籍，沿用隸書，取其便於誦習，而授受弟子，則參用古文。《後漢書·賈逵傳》：章帝令逵自選諸生高才者二十人，教以《左氏》，人與簡紙經傳各一通。蓋簡載古文，而紙則隸寫。至鄭康成猶然。康成《戒子書》云：“所好群書，率多腐敝，不得於禮堂寫定，傳與其人。”所謂“腐敝”者，古文本也。

馬、鄭《尚書》，字遵漢隸；而三體石經之古文，則邯鄲淳自有所受。若今世所行之僞古文《尚書》，《正義》言爲鄭沖所作。由魏至晉，正三體石經成立之時，鄭沖即依石經增改數篇，以傳弟子。東晉元帝時，梅賾獻之於朝。人見馬、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，遽信以爲真古文孔《傳》，遂開數千年聚訟之端。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《尚書》，宋薛季宣《書古文訓》，字形瑰怪，大體與石經相應。敦煌石室所出《經典釋文》殘卷，亦與之相應。郭忠恕《汗簡》，徵引古文七十一家，中有古《尚書》，亦與足利本及《書古文訓》相應。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《尚書》，雖非孔壁之舊，而多存古字，亦足寶矣。

唐人不識古文，所作篆書，劣等字匠。唐高宗時之《碧落碑》，有真古文，亦有自造之字。北宋以還，鐘鼎漸漸發現。宋人釋鐘鼎文者，大都如望氣而知。清人則附會六書，强爲解釋。夫以鐘鼎爲古物，以資欣賞，無所不可；若欲以鐘鼎刻鏤，校訂字書，則適得其反耳。至如今人嘩傳之龜甲文字，器無徵信，語多矯誣，皇古占卜，蓍龜而外，不見其他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牛蹄彘顱，亦骨也，而世弗灼；必問吉凶於龜者，以其歷歲久矣。”可見古人稽疑，靈龜而外，不事骨卜。今乃獸骨龜厭，紛然雜陳，稽之典籍，何足信賴？要知骨卜一事，古惟夷貊用之，中土無有也。《莊子》言宋元君得大龜，七十二鑽而無遺策。唐李華有《廢卜論》，可見龜卜之法，唐代猶存。開元時孟詵作《食療本草》，宋蘇頌《圖經》及《日華本草》，皆言已卜之龜，必有鑽孔，名之曰“漏天機”。雖絶小之龜，亦可以鑽十孔。鑽孔多則謂之敗龜板也。夫灼龜之典，載於《周禮》。鑿孔以灼，因以觀兆。無孔則空氣不通，不能施燋，無以觀兆。今所得者，累然成貫，而爲孔甚少，不可灼卜。或者方士之流，僞作欺人，一如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之傅合《周易》乎？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。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鉤畫耳。夫鐘鼎文字，尚有半數可認，亦如二王之草書箋帖，十有六七可識。餘則難以盡知，不妨闕疑存信。若彼龜甲文者，果可信耶？否耶？

貴州有《紅崖碑》，摩崖巨刻，足壯觀瞻。惟文字爲苗爲華，訖不可知。鄒漢勳强爲訓釋，真可謂器真而解之者妄。又如古人刀布，不可識者甚多。周景王大錢，上勒、二文，解之者或謂寶貨，或以爲燕貨。錢文類此者多，學者只可存而不論。大抵鐘鼎文之可識者，十可七八，刀布則十得五六，至於龜甲，則矯誣之器、荒忽之文而已。

古昔器物，近代出土愈多，而作僞者則異其心理。大抵輕而易舉者，爲數必衆。鐘鼎重器，鑄造非易，故僞者尚少；刀布之類，聚銅熔淬，亦非鉅資不辦。至於龜甲，則剛玉刻畫，頃刻可成。出土日衆，亦奚怪哉！

是故，居今而研文字，當以召陵正書爲歸；外此則求古文於三體石經，亦屬信而有徵。至於籀文，則有石鼓文在。如是而一軌於正，庶不至誤入歧途矣。

語言不憑虚而起，文字附語言而作。象形象聲，神旨攸寄；表德表業，因喻兼綜。是則研討文字，莫先審音。字音有韻有紐：發聲曰紐，收聲曰韻。兹先述韻學大概。韻分古音、今音，可區别爲五期，悉以經籍韻文爲準。自《堯典》、《皋陶謨》，以至周秦漢初爲一期；漢武以後至三國爲一期；兩晉南北朝又爲一期；隋唐至宋亦爲一期；元後至清更成一期。泛論古音，大概六朝以前多爲古音。今兹所謂古音，則指兩漢以前。泛論今音，可舉元明清三代，今則以隋爲今音。此何以故？因今之韻書俱以《廣韻》爲準，而言古音則當以《詩經》用韻爲準故。

《廣韻》之先爲《切韻》。隋開皇初，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共論音韻，略記綱紀，後定爲《切韻》五卷。唐孫愐勒爲《唐韻》，至宋陳彭年等又增修爲《廣韻》。古今音之源流分合，悉具於是。

泛論古音有吴才老之《韻補》，雖界限淩亂，而能由《廣韻》以推《詩經》用韻分部，實由此起，至今音則每雜有方音。《廣韻》二百六韻，即以平聲五十七韻加入聲三十四韻，亦有九十一韻。以音理論，口齒中能發者不過二十餘韻，何以《廣韻》多至此數？此因《廣韻》雖以長安音爲主，亦兼各處方音，且又以古今沿革分韻故也。

漢人用韻甚簡，而六朝漸繁。即漢前人用韻亦比漢朝爲繁。如孔子贊《易》，老子著《道德經》，皆協韻成文。至漢人之詩，用韻尚謹嚴，賦已不甚謹嚴；若焦氏《易林》，用韻亦復隨意；他若《太史公自序》之叙目，及《漢書》之述贊，用韻更不嚴矣。宋鄭庠分古音爲六部，後人言鄭之分部止合於漢人用韻，且亦僅合於《易林》、述贊之類，不合於賦，更不合於詩。

顧亭林之《唐韻正》、《古音表》析爲十部，律以漢詩用韻，未盡密合。江慎修改爲十三部，雖較爲繁密，仍嫌不足。戴東原《聲類表》分平聲十六韻，入聲九韻。平聲陰陽各半，而閉口韻有陽無陰，入聲僅係假設，所以實得十有六韻。古音至戴氏漸臻完密。段懋堂《音韻表》分十七部，孔巽軒《詩聲類》分十八部，王懷祖分二十一部，與鄭氏之説相較，相差甚遠。然王氏之二十一部，尚有可增可減之處。

自唐以來，以今音讀古之辭賦，一有不諧，便謂叶韻。陸德明見《詩》“燕燕於飛”以南與音、心爲韻，以爲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。要知音、心屬侵，南屬覃，晉人尚不分部，陸氏生於陳時，已不甚明古音。自叶韻之説出，而古人正音漸晦。借“叶”之一字，以該千百字之變，天下豈有此易簡之理哉！清高宗作詩，至無韻可押，强以其字作他音協之。自古至今，他人斷無敢如此妄作者。明陳第言，凡今所稱協韻，皆即古之本音，非隨意改讀，輾轉遷就，如母必讀米，馬必讀姥，京必讀疆，福必讀偪之類。歷考諸篇，悉截然不紊。且不獨《詩經》爲然，周秦人之韻文，無不皆然。且童謡及夢中歌謡，斷不至有意爲叶韻之事。若《左》昭二十五年傳載《鸜鵒歌》，野讀墅，馬讀姥；哀十七年傳，衛侯夢渾良夫被發之呼，瓜音爲姑是也。自此説出，而韻學大明。清人皆信古本音之説，惟張成孫不信之，謂古人與我相隔二千年，不能起而與之對語，吾人何由知其本音正讀如此乎？然以反切定韻，最爲有據。如等字一多肯切，一多改切；莽字一模朗切，一莫補切。等本與待相通借，多改切之等即出於待；莫補切之莽，古書中不乏其例。《離騷》莽與序、暮爲韻，又莽何羅即馬何羅（漢武帝時，馬何羅與弟馬通謀反伏誅。通之後爲馬援，援女爲明德皇后，惡其先人叛逆，恥與同宗，改稱之曰莽）。馬，漢音讀姥，莽、馬同聲，此古本音之極有憑證者也。

《集韻》所收古音，比《廣韻》爲多。《經典釋文》所無之字音，《集韻》時有之。如天，一音他前切，一音鐵因切。馬，一音莫下切，一音滿補切。下，一音胡雅切，一音後五切。在唐以前之韻書都無此音。意者丁度等撰《集韻》時，已於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中悟得此理，故本音之説，雖發自陳第，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已作驊騮之開道。是故求古韻，須知其音讀原本如此，非隨意改讀，牽强遷就。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楚辭》如此，後漢六朝之韻文亦如此。

唐杜、韓之詩，有意摹古，未必悉合《唐韻》。杜詩於入聲韻每隨意用之。韓則有意用古。其用韻或别有所本，亦未可知。古代韻書今僅存一《廣韻》矣。魏晉六朝之韻書，如李登《聲類》、吕靜《韻集》，悉不可見。意者唐人摹古擬古諸作，乃就古人所用之韻而仿爲之，必非《唐韻》亦如此也。自天寶以後，聲音略有變動。白樂天用當時方音入詩，如《琵琶行》以住、部、妒、汙、數、度、故、婦爲韻，上去不分，非古非今。此音晚唐長安之音，婦、畝、富等字，皆轉入語、虞、姥、御、遇、暮諸韻，觀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可知。

唐韻分合，晚唐人已不甚知，宋人更不知之。宋人作詩，入聲隨意混用，詞則常以方音協之。北宋人詞，侵、覃與真、寒不混，而南宋人詞則混用不分矣。須知侵、覃閉口音，以半摩字收之；真、寒不閉口，以半那字收之。今交、廣人尚能分别。此其故，當係金元入據中原之後，胡人發音不準，華人漸與同化，而交、廣僻在嶺南，尚能保存古音。今江河之域，三山二音不分，兩廣人聞之，必嗤爲訛音，而在唐時或已有此等讀法。是故唐人有嘲人語不正詩，以其因、陰混用，不分閉口不閉口也。

日人讀我國之音，有吴音、漢音之别。吴音指金陵音，漢音指長安音。聽其所讀漢音，實與山西西部、陝西東部略近。吾人今讀江與陽通，江西人讀江爲龔，發聲時口腔穹窿，與東音相近。陽韻日本漢音讀陽若遥，章讀如宵，張讀如敲，正與山、陝人方音相似。此蓋唐人音讀本如此也。

欲明音韻，今音當以《廣韻》爲主；古韻以《詩經》爲主，其次則《易》贊、《楚辭》以及周秦人之韻文。顧亭林初欲明古音以讀《詩經》，其結果反以《詩經》明古音。詩即歌曲，被之管弦，用韻自不能不正，故最爲可據。陳第《毛詩考》未分部，顧氏分十部，仍以《廣韻》之目爲韻標。因《廣韻》雖係一時之音，尚有酌古準今之功。有今韻合而古韻分者，《廣韻》亦分之；有今韻分而古韻合者，《廣韻》亦分之。如支脂之爲一類，唐後不分，而六朝人分之。東冬鍾江爲一類，江韻古音與東冬鍾相同，所以歸爲一類。然冬韻古音，昔人皆認爲與東相近。孔巽軒則以爲冬古音與東鍾大殊，而與侵最近；嚴鐵橋更謂冬即侵也，不應分爲二類。要之，冬侵相近，其説是也。至於取《廣韻》部目以標古韻，本無不合。亦有人不喜用《廣韻》部目者，如張成孫《説文諧聲譜》，以《詩》中先出之字建首是也。要知用一字標韻，原不過取其聲勢大概如此，今不用《廣韻》標目而用他字，其所以爲愈者何在？阮芸臺元不知韻學，以爲張氏之書，一掃千古之障，其實韻目只取其收聲耳。戴東原深知此理，故《聲類表》取喉音字標目，如東以翁、陽以央，則頗合音理矣。是故廢《廣韻》之譜而自立韻標，只有戴法可取。

戴氏不但明韻學，且明於音理。欲明韻學，當以《詩經》之用韻仔細比勘，視其今古分合之理。欲明音理，當知分韻雖如此之多，而彼此有銜接關係。古人用韻，並非各部絶不相通，於相通處可悟其銜接。吾人若細以口齒辨之，識其銜接之故，則可悟陰陽對轉之理、弇侈旁通之法矣。對轉之理，戴氏發明之，孔氏完成之。前之顧氏，後之段氏，皆長於韻學，短於音理。江氏頗知音理，戴氏最深，孔氏繼之。段氏於《詩經》、楚《騷》、周秦漢魏韻文中，發現支脂之三韻，古人分别甚嚴，而仍不識其所以分别之理，晚年詢之江有誥，有得聞其故死而無憾之言。江雖於音理較深，亦未能闡明其故。蓋音理之微，本非倉卒所能豁然貫通也。如不知音理而妄談韻學，則必如苗仙麓之讀《關雎》，鳩、洲、仇入《廣韻》蕭、豪韻矣。顧亭林音理不深，但不肯矯揉造作，是以不如苗病之多。如歌麻二字，古人讀麻長音，讀歌短音，當時爭論甚多，顧不能決，此即不明音理故也。居今日而欲明音韻之學，已入門者，宜求音理；未入門者，先講韻學。韻學之道，一从《詩經》入手，一从《廣韻》入手。多識古韻，自能明其分合之故。至求音理，則非下痛切工夫不可。

今人字母之稱，實不通之論也。西域文字以數十字輾轉相拼，連讀二音爲一音，拼書二字爲一字，故有字母之制。我國只有《説文》部首，可以稱爲字母。《唐韻》言紐以雙聲疊韻，此以二音譬況一音，與梵書之以十四字母貫一切音者大異。唐末五代時，神珙、守温輩依附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作三十六字母。至宋沈括、鄭樵諸人，始盛道之。然在唐宋以前，反語久已盛行。南北朝人好爲體語，即以雙聲字相調侃。《洛陽伽藍記》載李元謙過郭文遠宅，見其門閥華美，乃曰：“是誰第宅？”郭婢春風出曰：“郭冠軍家。”元謙曰：“彼婢雙聲。”春風曰：“獰奴慢罵。”元謙服婢之能。蓋雙聲之理从古已具也。

今之三十六字母排次亦不整齊，如喉音、牙音均可歸喉，半齒、彈舌應歸舌頭，故當改爲：

疑應讀如皑而齊齒呼之，泥應讀你平聲，从音廣東呼之最清。非、敷二紐，今人不易分别。江慎修言，非發聲宜微開脣縫輕呼之，敷送氣重呼之，使敷音爲奉之清，則二母辨矣。如芳字爲敷紐，敷方切。方字爲非紐，府良切。微音惟江浙人呼之最爲分明，粤人讀入明紐，北音讀入喻紐。知、徹、澄，南音往往混入照、穿、床，閩人讀知如低，則舌上歸於舌頭矣。錢竹汀言古音無舌頭舌上之分，知、徹、澄三紐，古音與端、透、定無異，則閩語尚得古音之遺。又輕脣之字，古讀重脣。非、敷、奉古讀入幫、滂、明，直至唐人猶然。錢氏發明此理，引證甚多。《廣韻》每卷後附類隔更音和切。類隔者，謂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非同母同位同等也；音和則皆同。錢氏謂類隔之説不可信，今音舌上，古音皆舌頭；今音輕脣，古音皆重脣也。且不獨知、徹、澄古讀入端、透、定，即娘、日二紐，古並歸泥。泥今音讀你之平聲，尼讀入娘母，而古讀則尼與泥無異。仲尼之母禱於尼丘，生而首上圩頂，因名曰丘，字曰仲尼。《爾雅·釋丘》：“水潦所止：泥丘。”《説文》：“屔，反頂受水丘也。从泥省，泥亦聲。”漢碑仲尼有作仲泥者，《顔氏家訓》言“仲尼居”三字，《三蒼》尼旁益丘。可見古音尼、泥同讀。娘，金陵人讀之似良，混入來紐。而來、日古亦讀入泥紐。如：戎，今讀日紐，古音如農。若，古讀女六切。如，古讀奴。爾，古讀你。《詩·民勞》：“戎雖小子。”《箋》云：“戎猶汝也。”今江浙濱海之人。尚謂汝爲戎。古人稱人之詞曰乃、爾、戎、若，皆一聲之轉。仍，今在日紐，古人讀仍與乃通。《爾雅》“仍孫”，《漢書·惠帝紀》“内外公孫、耳孫”，師古曰：“仍、耳聲相近，蓋一號也。”仍从乃得聲。則仍、耳古皆在泥紐矣。由是言之，知、徹、澄古歸入端、透、定。非、敷、奉、微，古讀如幫、滂、並、明。娘、日並歸泥。是三十六紐減去其九，僅存二十有七耳。陳蘭甫據《廣韻》切語上字，以爲喻、照、穿、床、審五紐，俱應分而爲二。因加於、莊、初、神、山五紐，而明、微則不别，合成四十紐。但齒音加四而脣吻不能盡宣。喻分爲於，同爲撮口，紐音亦無大殊。陳説似未當也。然如江慎修視若神聖，以爲不可增減，亦嫌未諦。如收聲之紐，多濁音，無清音，泥、娘、來、日皆是。然粘本讀泥紐，今讀娘紐而入清音，則多一紐矣。來紐濁音，今有拎字，則爲來紐清音，則又多一紐。聲音之道，本由簡而繁，古人只能發濁音，而今人能發清音，則聲紐自有可增者在。

清濁之分，本不甚難。堅清乾濁，見清健濁，潔清竭濁，檢清儉濁。今人習言之陰陽平，即平聲之清濁也。上去入亦皆可分清濁，惟黄河流域只能分平聲清濁，上去入多發濁音，故有陰陽上去入之説，大約起於金元之間。南方上去入亦能各分清濁。上聲較難，惟浙西人能分别較然。故言音韻者，常有五聲、七聲之辨。兹重定聲紐清濁發送收列表於下：

音呼分等，有開合之分，《切韻指掌圖》首列爲圖。圖爲宋人所作，世稱司馬温公所撰，似未必是。開合之音，各有洪細。開口洪音爲開口，細音爲齊齒。合口洪音爲合口，細音爲撮口。可舉例以明之，如見紐見爲齊齒，干爲開口，觀爲合口，卷爲撮口。音呼應以四等爲則，今之講等韻者，每謂開合各有四等，此則虚列等位，脣吻所不能宣，吾人所未敢深信也。

古人分韻，初無一定規則。有合撮爲一類，開齊爲一類者。有開齊合撮同歸一類者。亦有開齊分爲兩類者。此在《廣韻》中可細自求之。古韻歌與羈、姑與居同部，今韻歌、支、模、魚各爲一韻。論古韻昔人意見各有不同。段懋堂以爲真與諄、侯與幽均宜異部，戴東原則以爲可不分。實則分之固善，合之亦無不可。侯、幽二韻，《詩經》本不同用，真、諄之應分合，一時亦難論定。蓋以開齊合撮分韻，古人亦未斠若畫一也。

孫愐撰《唐韻》，已在天寶之末。其先唐玄宗自作《韻英》，分四百餘韻，頒行學官。後其書不傳。唐人據《韻英》而言者亦甚少。大概嚴格分别，或須四百餘韻，或竟不止此數。據音理而論，確宜如此。今《廣韻》二百六韻，多有不合音理者。然部居分合之故，作者未能詳言，吾人亦不能專以分等之説細爲推求。其大要則不可不知。

四聲之説，起於齊、梁。而雙聲、疊韻，由來已久。至反切始於何時，載籍皆無確證。古人有讀如、讀若之例，即直音也。直音之道，有時而窮。蓋九州風土，剛柔有殊，輕重清濁，發音不齊。更有字止一音，别無他讀，非由面授，莫能矢口。於是反切之法，應運而起。《顔氏家訓》以爲反語始於孫叔然作《爾雅音義》，説殊未諦。蓋《漢書音義》已載服虔、應劭反切。不過釋經用反語，或始於叔然耳。反語之行，大約去孫不遠。《家訓》言漢末人獨知反語，魏世大行。高貴鄉公不解反語，以爲怪異。王肅《周易音》據《經典釋文》所録，用反語者十餘條。肅與孫炎説經互相攻駁。假令叔然首創反語，肅肯承用之乎？服、應與鄭康成同時，應行輩略後。康成注經只用讀若之例，則反語尚未大行。顧亭林謂經傳中早有反語，如不律爲筆，蔽膝爲韠，終葵爲椎，蒺藜爲茨。然此可謂反語之萌芽，不可謂其時已有反切之法。否則許氏撰《説文》，何不採用之乎？《説文》成於漢安帝時，服、應在靈帝時，去許已六七十年，此六七十年中，不知何人首創反語，可謂一大發明。今《説文》所録九千餘字，吾人得以盡識，無非賴反切之流傳耳。

遠西文字表韻常用喉音，我國則不然。因當時創造之人未立一定規律，所以反切第二字隨意用之。今欲明反切之道，須知上一字當與所切之字同紐，即所謂雙聲也；下一字當與所切之字同韻，即所謂疊韻也。定清濁在上一字，分等呼在下一字。如：東，德紅切，東德雙聲，東紅疊韻，東德均爲清音，東紅均爲合口呼。學者能於三十六字紐發聲不誤，開齊合撮分别較然，則於音韻之道思過半矣。

學者有志治經，不可不明故訓，則《爾雅》尚已。《爾雅》一書，《漢志》入《孝經》類，今入小學類。張晏曰：“爾，近也；雅，正也。”《論語》：“子所雅言。”孔安國亦訓雅言爲正言。《爾雅》者，厘正故訓，綱維群籍之書也，昔人謂爲周公所作，魏張揖《上〈廣雅〉表》言：周公著《爾雅》一篇，“今俗所傳三篇，或言仲尼所增，或言子夏所益，或言叔孫通所補，或言沛郡梁文所考。”朱文公不信《爾雅》，以爲後人掇拾諸家傳注而成。但《爾雅》之名見於《大戴禮·小辯篇》：“魯哀欲學小辯，孔子曰：小辯破言，小言破義，爾雅以觀於古，足以辯言矣。夫弈固十棋之變，由不可既也，而況天下之言乎？”（哀公所欲學之小辯，恐即後來堅白同異之類。哀公與墨子相接，《墨子》經、説，即堅白同異之濫觴。《莊子·駢拇篇》：“駢於辯者，累瓦結繩，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譽無用之言。非乎？而楊、墨是已。”是楊朱亦持小辯。楊、墨去魯哀不及百年，則春秋之末已有存雄無術之風，殆與晉人之好清談無異。）張揖又言：“叔孫通撰置禮記，言不違古。”則叔孫通自深於雅訓。趙邠卿《孟子題辭》言：“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皆置博士。”可見《爾雅》一書，在漢初早已傳佈。朱文公謂爲掇拾傳注而成，則試問魯哀公時已有傳注否乎？伏生在文帝時始作《尚書大傳》，《大傳》亦非訓詁之書，《詩》齊魯韓三家，初祇魯《詩》有申公訓故。申公與楚元王同受《詩》於浮丘伯，是與叔孫通同時之人。張揖既稱叔孫通補益《爾雅》，則掇拾之説何由成立哉！

謂《爾雅》成書之後代有增益，其義尚允。此如醫家方書，葛洪撰《肘後方》，陶宏景廣之爲《百一方》。又如蕭何定律，本於《法經》。陳群言李悝作《法經》六篇，蕭何定加三篇。假令漢律而在，其科條名例，學者初不能辯其孰爲悝作，孰爲蕭益。又如《九章算術》，周公所製，今所見者爲張蒼所删補，人亦孰从而分别此爲原文，彼爲後出乎？讀《爾雅》者當作如是觀。

《爾雅》中詮詁《詩經》者，容有後人增補。即如“郁陶，喜也”，乃釋《孟子》；“卷施拔心不死”，則見於《離騷》。又如《釋地》、《釋山》、《釋丘》、《釋水》諸篇，多雜後人之文。《釋地》中九州與《禹貢》所記不同。其“从《釋地》以下至九河，皆禹所名也”二語，或爲周公故訓耳。

以《爾雅》釋經，最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。毛《傳》用《爾雅》者十得七八。《漢志》言：《尚書》古文，讀應《爾雅》。則解詁《尚書》亦非用《爾雅》不可。然《毛傳》有與《爾雅》立異處，如“履帝武敏”，武，跡也。敏，拇也。三家《詩》多从《爾雅》，毛則訓敏爲疾，意謂敏訓拇，則必改爲“履帝敏武”，於義方順。又如，“籧篨”“戚施”，《爾雅》以籧篨爲口柔，戚施爲面柔，夸毗爲體柔；《毛傳》則謂籧篨不能俯者，戚施不能仰者。此據《晉語》籧篨不可使俯、戚施不可使仰爲訓。義本不同，未可强合。而鄭《箋》則曰：“籧篨口柔，常觀人顔色而爲之辭，故不能俯也；戚施面柔，下人以色，故不能仰也。”强爲傅合，遂致兩傷。《經義述聞》云：豈有衛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？然王氏父子亦未多見病人，固有雞胸龜背之人，既不能俯、亦不能仰者。謂爲身兼二疾，亦無不可。《毛傳》又有改《爾雅》而義反弗如者。如《爾雅》：“式微式微，微乎微者也。”毛訓式爲用，用微於義難通。又《爾雅》：“豈弟，發也。”《載驅》：“齊子豈弟”，毛訓樂易，則與前章“齊子發夕”不相應矣。

古文《尚書》，讀應《爾雅》。自史遷、馬、鄭以及僞孔，俱依《爾雅》作訓。或以爲依《爾雅》釋《尚書》，當可謋然理解，而至今仍有不可解者，何也？此以《爾雅》一字數訓，解者拘泥一訓，遂致扞格難通也。如康有五訓：安也、虚也、苛也、蠱也，又五達謂之康。《詩·賓之初筵》：“酌彼康爵。”鄭《箋》云：“康，虚也。”《書·無逸》：“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”僞孔訓爲安人之功。不知此康字當取五達之訓。康功田功即路功田功也。《西伯戡黎》：“故天棄我，不與康食。”僞孔訓爲不有安食於天下。義雖可通，而一人不能安食，亦不至爲天所棄。如解爲糟糠之糠，則於義較長。故依《爾雅》解《尚書》當可十得七八，要在引用得當耳。然世之依《爾雅》作訓者，多取《釋詁》、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三篇，其餘十六篇不甚置意，遂至五達之康一訓，熟視無睹，迂回難通，職是故耳。

《經義述聞·春秋名字解詁》：鄭公孫僑字子産，既舉《爾雅·釋樂》之訓，大管謂之簥，大籥謂之産；復言僑與産皆長大之意。實則僑借爲簥而已。《離騷》：“吾令蹇修以爲理。”理即行理之理，使也。蹇修，王逸以爲伏羲氏之臣，然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中無蹇修之名，此殆王逸臆度之言。按《爾雅·釋樂》：徒鼓鐘謂之修；徒鼓磬謂之蹇。以蹇修爲理者，彼此不能相見，乃以鐘鼓致意耳。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，即此意也。是知《爾雅》所釋者廣，故書雅訓悉具於是，學者欲明訓詁，不能不以《爾雅》爲宗。《爾雅》所不具者，有《方言》、《廣雅》諸書足以補闕。《方言》成於西漢，故訓尚多。《廣雅》三國時人所作，多後起之訓，不足以釋經。《詩·商頌》“受小球大球”，“受小共大共”。《毛傳》以球爲玉，以共爲法，深合古訓。《經義述聞》以爲解球爲玉，與共殊義，應依《廣雅》作訓，拱、球，法也。改字解經，尊信《廣雅》太過矣。要知訓詁之道，須謹守家法，亦應兼顧事實。按《吕氏春秋》：夏之將亡，太史終古抱其圖法奔商。湯之所受小共大共，即夏太史終古所抱之圖法也。《書序》“湯伐三朡，俘厥寶玉，誼伯、仲伯作典寶”，即湯所受之大球小球也。古人視玉最重，玉者，所以班瑞於群后。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：“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國。王執鎮圭，公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穀璧，男執蒲璧。”一如後世之璽印，所以别天子、諸侯之等級也。湯受法受玉，而後可以發施政令，爲下國綴旒。依《廣雅》作訓，於義未安。

宋人釋經，不信《爾雅》。豈知古書訓詁不可逞臆妄造。此如迻譯西土文字，必依據原文，不差累黍，遇有未瑩，則必勤檢辭書，求其詳審。若鑿空懸解，望文生訓，鮮不爲通人所笑。《爾雅》：“繩繩，戎也。”《詩·螽斯》：“宜爾子孫繩繩兮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繩繩，戎慎也。”朱文公以爲繩有繼續之義，即解爲不絶貌。《爾雅》：“緝熙，光也。”《毛傳》：“緝熙，光明也。”（“緝熙”《詩經》凡四見）朱以緝纑之緝，因解爲繼續也。按：《敬之》篇“學有緝熙于光明”者，即言光明更光明。于與乎通，與微乎微之語意相同。又《書·盤庚》：“今汝懖懖。”《説文》：“懖，拒善自用之意也。”馬、鄭、王肅所解略同，蔡沈乃解爲聒聒多言。實則古訓並無多言之意。是故，吾人釋經，應有一定規則，解詁字義，先求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有無此訓。一如引律斷獄，不能於刑律之外强科人罪。故説經而不守雅訓，鑿空懸解，謂之門外漢。

古人訓詁之書，自《爾雅》而下，《方言》、《説文》、《廣雅》以及《毛傳》，漢儒訓詁，可稱完備。而今之講漢學者，時復不滿舊注，爭欲補苴罅漏，則以一字數訓，昔人運用尚有遺憾之故。此如士卒精良，而運籌者或千慮一失，後起之人，苟能調遣得法，即可制勝。又如用藥，藥性温涼，全載《本草》，用藥者不能越《本草》之外，其成功與否，悉視運用如何而已。

訓詁之學，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，壁壘一新；不善用之，如逢蒙學射，盡羿之道，於是殺羿。總之詮釋舊文，不宜離已有之訓詁，而臆造新解。至運用之方，全在於我。清儒之能昌明漢學、卓越前代者，不外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