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炎先生講
王乘六、諸祖耿記
讀史之法，一時言之不盡。今略論其大概，分三層言之：先明史之大體，次論史之優劣，三示讀史之宜忌。
一、史之大體
自古相傳，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言爲《尚書》，事爲《春秋》。其實不然。《春秋》經文固是紀事，《尚書》則不專紀言，紀事之處亦多，特是未成之史，所謂史料者爾。《尚書》之外有《逸周書》，與《尚書》性質相同，紀事而亦紀言，要皆未經編次之史料也。《春秋》與《左傳》爲表裏。《左傳》兼備事言，是故拘於事言之分，正未必然。後人論史，以紀傳之體爲正史，編年之體爲古史。論其性質，則本紀仍爲編年，惟與《春秋》不甚同耳。無本紀，編年不能成。史公作本紀，復作表以輔之，年經月緯，較《春秋》爲詳。紀表之外，有世家，有列傳。世家惟《史記》可有之，後不當有。列傳變《春秋》之體，《春秋》以事爲主，列傳以人爲主也。《史記》之八書與他史之志，《職官》等於《周禮》，《禮志》等於《儀禮》，《天官》、《地理》，古所未有。《禹貢》雖略載山川，而不詳郡國。《樂志》詳載郊祀歌，體類《詩經》。蓋馬、班之意，在隱括六經之旨而成文，故於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無所不該。論其大體，則主於《春秋》也。後人以爲紀傳之體不主於事，而主於人，於是有繁省不明之弊，如“語在《項籍傳》”、“語在《高祖記》”，參差回互，繳繞不清。故荀悦、袁宏仍有編年之作。編年之史，在昔祗有《春秋》而已。劉知幾謂凡紀言之文，應别立一種。然不善編排，史籍將變爲文集。章實齋以之修志，此爲好奇，未可法也。世家之體，原本封建。封建既廢，即無所謂世家。載記之名，較世家爲妥，始於《東觀漢記》，記光武初群雄並起之事。當時群雄皆各稱帝以號召，故不應稱曰世家。然陳涉之事，及身而止，亦不應稱世家。如稱載記，與晉十七國之事相同，即無可非議。《史記》無載記之名，歐陽修重作《五代史》，壹以史公爲法，於南唐、前後蜀、南東漢、楚、閩、吴越均稱世家，其實不合。當時僅吴越錢氏、荆南高氏服從中央，其餘則否，安得皆稱世家哉？歐陽之意，一則刻意摹古，再則《舊五代史》荒謬泰甚，凡服從中央者稱“世襲列傳”，不服從者稱“僭僞列傳”。五代紛爭，僭與不僭，何從定之？歐陽所以悉改爲世家，不知稱載記即無病，稱世家猶未當也。又如《明史》有《流寇列傳》。李自成轉徙不常，目爲流寇，名實未背。張獻忠定都四川，則不得以流寇目之。《清史稿》記鄭成功、洪秀全别爲一類。鄭有帝號，洪稱天王，不能以諸侯之禮待之。如曰載記，即名實相副矣。此外非史公所有，而後人有一得可采者，世紀是也。阿骨打未起以前，其祖已爲酋長，統率數千人矣。托克托等修《金史》，於本紀之前别列世紀，其意與《始皇本紀》之前有《秦本紀》相同。魏收作《魏書》，拓跋珪前二十七代均入《帝紀》，不合史法，識者所笑。若列爲世紀，則無可訾矣。清之初起，世受明封，非草澤英雄可比。《清史稿》不列世紀，直以本紀發端，載清太宗事如草澤英雄，亦無當於史法也。載記，《史》、《漢》所無；世紀，史公有其義而無其名，雖出後人，實爲史中要目。
他如列傳之標題，《史》、《漢》尚少，後出愈多。史公列“日者”、“龜策”，已甚無謂。“刺客”後不常有，“滑稽”亦無須標目，獨“貨殖”爲重要。民間營利之事，非《食貨志》所載者，固當詳爲紀述。至“儒林”、“文苑”之分，出於不得已，未可厚非。“叛逆”之名，《新唐書》始有之，前此唐修《晉書》，王敦、桓温並未别立叛逆之號。余謂列傳標目與否，當以人數爲斷。多則宜標，少則宜省。儒林、循吏人非少數，固當標出。至於叛臣，人數實少，何必標也？《奸臣傳》之名亦後起。奸臣與佞臣有别，若董賢爲禍之大，但入《佞幸傳》。奸臣當謂能害人者，不能害人，不得稱奸臣也。唐有《奸臣傳》，清史無之，若和珅輩祗可稱佞臣耳。《晉書》始有《忠義傳》。其後凡一戰而死者，皆入《忠義傳》。然則昭忠祠血食之士，無慮千萬，皆可列入耶？方望溪、全謝山迂腐之見，以《史》、《漢》無《忠義傳》爲憾，不知其人果卓然有所表見，入列傳可矣，何必標忠義之名哉？《宋史》於儒林之外，别立《道學傳》。後之論者，謂宋人重道學而輕儒林。然史公於《儒林傳》列説經之士，孟、荀大儒則特立一傳，附以九流，由此知後世儒林、道學之分亦非無見。惟孟、荀僅二人，故不别爲標題耳。錢竹汀謂宋世表章道學，程、朱諸賢應特立傳，不必列入《道學傳》，斯言得之。《列女傳》起於《後漢書》，劉向别爲《列女傳》。有事即書，不别賢否。如蔡文姬節義有虧，而《後漢書》亦傳之。其後變列女爲烈女，稍有失德，即遭貶棄。自唐以來皆然，此失古人之意者也。
二、史之優劣
一部二十四史，人皆以《太史公書》第一。宋人乃以歐陽修《五代史》比《史記》，其實何可比也？非徒文章不可比，即事迹亦不可比。《史》、《漢》本并稱，六朝、隋、唐已有《史》、《漢》優劣之論。方望溪必欲推尊《史記》，壓倒《漢書》，實非通論。要知《史》、《漢》各有優劣，史公《樂書》全採《樂記》，優於何有？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，樂不過郊廟之禮，禮是空論。至若叔孫通之《朝儀》，應入禮書，而二家皆不載，至今一無可考，史公、孟堅皆不能辭其咎也。
有古史如此作而後人不應如此作者，如《天文志》。古代史官，兼掌天文。《史記》有《天官書》，《漢書》亦有《天文志》。測天之法不同，應著《天官書》以明之。若僅採獲陳文，指明星座，則陳陳相因，何所用之？地理本史家之要，而《史記》不志。《五行志》亦《史記》所無，而《漢書》有之。其實董仲舒輩所言，於今觀之，不值一笑。其後《符瑞志》更無謂矣。《明史·五行志》載牛生馬、角生背、人有兩頭諸怪事，不載應驗之言，似已明悟。實則《五行志》載生物之變異，可爲生物學之參考，要亦無大用處。又史公重視遊俠，其所描寫，皆虎虎有生氣。班氏反之，謂之亂世之奸雄，其言實亦有理。是故《史》、《漢》之優劣，未可輕易下斷語也。
《史》、《漢》之後，首推《後漢書》。劉知幾作《史通》，不云《後漢書》有曲筆，於《史》、《漢》卻有微詞。實則范蔚宗之修《後漢書》，時隔數代，直筆無妨。且蔚宗於史有特識，不僅直筆可貴。如伴食宰相，僅載本紀，不特立傳。在野有名之士，王符、仲長統之流，皆爲立傳。其他官位卑微而入傳者甚多。朱文公作《綱目》，即採范書所載，如曹操自爲丞相，曹操自立爲魏公，加九錫，曹操進號魏王，皆採自《後漢書·獻帝紀》。華嶠《後漢書》今不可見，疑嶠書本善，而范書襲之。觀蔚宗自序，稱諸序論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，其中合者往往不減《過秦篇》。嘗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不稱叙事之善，而云議論之美，恐叙事直筆，華嶠已然，故但稱己之序論而已。惟華歆破壁牽伏后，華嶠必不肯載。孔融臨死，二子圍棋，此事出吴人《曹瞞傳》耳。
陳承祚《三國志》，前人譏之，謂不應以魏爲正統，清人爲之回護。余不謂然。桓、靈之惡，甚於桀、紂，曹操代漢，政治修明。雖其初起時，孔融之徒有不滿之意，謂之正統，亦何不可？然司馬温公謂劉備出於中山靖王後者，實亦如南唐之自稱出於吴王恪，則未必然。劉備之自稱宗室，若爲詭説，曹氏應加反駁。曹氏不反駁，其爲公認無疑。此蓋與光武爲長沙靖王之後相同。惟光武世系明晰，中山靖王至劉備則不能數耳。然必云正統，義有未安。桓、靈之當認爲帝王與否？實爲問題。而劉備之興，又與光武不同。光武名號官制，必復漢家之舊，謂之正統可也。劉備何嘗如此？故陳書三國鼎立，立意未嘗不公。然於吴、蜀尚有分别，稱蜀主死曰殂，稱吴大帝之死曰薨。吴夫人立爲皇后，而稱之曰夫人，於蜀則稱曰后。此實不合史法，使後人爲之，即成笑柄矣。
四史之後，人以《南》、《北史》最佳。宋、齊、梁、陳諸史繁簡不當，《魏書》又有穢史之目。惟《北史》是非最爲公正。唐人心理，以北朝爲正統，以唐承隋，隋承周故。然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並立，南方帝王死，《北史》書之曰殂，北方帝王死，《南史》書之曰崩，此其病也。
唐人所修，前有《晉書》，後有《隋書》，其他尚有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等。《隋書》以志見稱，以其皆爲專家所作也。《史通》云，撰紀傳者顔師古、孔穎達，撰志者于志寧、李淳風、韋安仁、李延壽、令狐德棻，皆一時之選也。《晉書》專記逸聞，體近小説，然後人亦有稱之者。蓋自《史》、《漢》以下，可於列傳之中看出其人性質産地者，首推《晉書》。觀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，可知其爲四川人，觀《屈原傳》，可知其爲兩湖人。至於《晉書》列傳，各人之性質風度，無不栩栩欲活，安得以輕薄而少之？
《舊唐書》、《舊五代史》體例本不甚佳，劉煦、薛居正伴食宰相耳，與雅擅文名之歐陽永叔、宋子京相較，甯止天淵？然吴縝作《新唐書糾謬》，駁正四百餘事，真所謂百孔千瘡矣。案子京《新唐書》文省於前，事增於後。唐人小説悉以爲載筆之資，實則小説悠謬之詞，何足信賴？何如《舊唐書》之一依官書爲可信哉？是以司馬温公修《通鑑》採《舊唐書》多，採《新唐書》少。於《五代史》亦然。夫歷代史籍皆由官修，獨《新五代史》爲私家著作。私家採訪，必不能普及，故至於清代，兩舊史仍列入正史。《新唐書》竭力摹擬昌黎，《新五代史》竭力摹擬《史記》、《春秋》。目標愈高，筆力愈不易到。論其事實，舊史實勝於新史。即以《新五代史》《職方考》、《司天考》而論，當十國錯亂之際，職方固甚重要，司天亦何用哉？
其後《金史》有元遺山手稿，尚足稱道。《宋史》繁瑣，凡宰相必列傳，官位稍高亦無不列傳，甚至一人兩傳，何其蕪雜也？《元史》僅修一年，蒙古人名氏易混，一人兩傳，尚不足怪。短中取長，惟《遼史》耳。
《明史》大半取諸萬季野《明史稿》。今萬氏原稿不可見，聞但有列傳，而無表志。近朱逖先買得原稿，其爲真僞不可知。惟列傳多於今之《明史》。又王鴻緒《明史稿》傳後無贊，今通行本每一傳後有贊，事實與原本無異，恐亦如范蔚宗之書原本於華嶠也。《明史稿》所以優於《明史》者，福王、唐王、桂王事爲之特叙。《明史》則附於《三王宗室傳》中，先後倒置，眉目不清，此其一也；《明史稿》於府縣設置之沿革，備著年月，甚見清楚。重修《明史》皆删去之，此其二也。
今之《清史》，袁金鎧、金梁等不知而妄作，更多著無關重要之事，體例至不純粹。且清室遺老秉筆修史，是非必不公允。即如皇太后下嫁一事，證據確鑿，無可諱飾，今一概末殺，何以傳信？最大之病在不列世紀，紀清太祖之初起，壹似草澤英雄，有乖實録甚矣。然則《清史》非重修不可。今以《清史稿》開罪聞人，禁不發行，不知史之錯誤有二：小節出入，錯誤之微末者也，不難加以修正；大體乖違，則錯誤之深重者也，非更張不可。如以努爾哈赤寫作草澤英雄，焉可以信今而傳後哉？要之《清史》較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稍優，不致有一人兩傳之誤，然比《明史》尚不逮。余謂今人修史，如文章欲力追秦、漢，則古今人不相及，無論《史》、《漢》，即范、陳亦不易及。前人稱《南》、《北史》爲優，其實《隋書》、《明史》亦尚可觀。如能與方駕，已爲上乘。讀史不必問文章之優劣，但須問事實之確否。至於議論，各人有其特見，正不必以人之議論爲己之議論也。
三、讀史之宜忌
讀史之士學力不同，識見亦異。高者知社會之變遷，方略之當否，如觀棋譜，知其運用，讀史之效可施於政治，此其上也。其次考制度，明沿革，備行政之採擇。正史所載，未必完備。典章制度，不得不參考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諸書，譬如地理、職官二門。職官需明權限之異同，不得但據其名。地理應知交爭之形勢，道里之遠近。要知歷史上之地理，不與今之地質學、地文學相同。今人講地理，建置沿革尚能通曉，惟有一説疑不能明。《漢書》述諸夏區域東西一萬三千餘里，南北九千餘里。歷代相沿此説不變。宋土逼窄，尤作此語。漢尺短，用清營造尺比漢尺，則漢一尺得清營造尺七寸四分。漢一萬里爲清七千四百里。今自蒙古至瓊州祗六千里，焉得有九千里？明尺即今木尺，一尺等於營造尺九寸，則萬里當有九千里，數亦與今不符。漢人之言，尤可諉之測量未精，故有是誤。晉裴秀爲司空，作《禹貢地域圖》十八篇，已知測量之法矣。六朝時遵用之，唐賈躭則有《禹蹟圖》、《華夷圖》，劉豫刻之西安，今存西安府學，觀其里數亦覺過大。蓋當時雖知測量，仍不知北極測地之法也。《周禮》職方氏所云九州之内東西南北相去七千里，其外相去一萬里。以漢尺七四計，尚得五千一百八十里。本部南北相去斷無此遠，古今人皆以爲疑。近人廖季平乃謂職方氏是指全地球而言。實則自漢至明，里數總不確實，凡爲測量未精不知北極測地之法故也。
職官之學有《職官沿革表》可供參考，然有名同而實異者，不可不加審辨。如唐之六部與《周禮》六官不同，此前人已知之。《周官》冢宰乃唐之尚書令，非唐之六部也。《周禮》天官大宗伯在漢爲九卿，至清大理、太常、太僕則虚名耳。明太僕寺尚需養馬，清則無其事矣。光禄寺不知起於何時，清光禄勳本郎官，不知何以變爲庖廚之職？漢之鴻臚如後之理藩院。此皆名同而實不同者。古今職官名實相同者僅有縣令，清之知縣猶是漢之縣令也。以知府比太守，即已不符。顧亭林謂太守如督撫，此語良然，以其有兵權也。日本人譯西洋官制之名，於台灣、朝鮮則曰總督，稱印度、香港之最高長官即曰太守，不知是否西洋文之本意如此？抑故意作此譯名也？實則守之大小，本無規定。明代總兵鎮守邊陲，亦稱曰守。以故印度總督可比太守，香港祗可比巡檢司而已。漢之太守與後之知府，不但名不同，實亦不同。故研究職官不應但取其名，務須稽核其實。古今官制，屢改不一改矣，決非但見其名相同即可謂是同一職掌也。
他如古今度量衡之變遷沿革，亦不易知。要之考制度以裨有政，乃讀史第二等事，其效已次於識方略知運用也。
讀史所最忌者，妄論古人之是非是已。宋人往往好以當時之是非衡量古人，實則古人之安危利害，不應以後人之目光判斷之。後人所應糾正古人者，乃如華歆，魏晉人均讚揚之，魏之代漢，歆顔色不悦，曰“我本漢臣”。此之矯揉造作，而曹子建信之，何也？又如古稱揚雄，幾於聖人，司馬温公尚然，而後人訾之。以余觀之，雄不過常人而已。
復次，借古事以論今事，所謂借題發揮者，亦讀史所忌。王船山《讀通鑑論》，於范文正貶官，歐陽修、尹師魯、余靖與之同去，以爲好名，後之朋黨，即由此起。實則宋之朋黨起於神宗時，范、歐四賢何嘗有此心哉？明懷宗時流寇猖獗，朝臣多議南遷，光時亨曰國君死社稷，以此而止。船山於時亨不加訾議，乃力斥李綱，以金人來侵，綱力主迎戰，與時亨同也。不知南宋遷亦亡，不遷亦亡。其時宗澤尚在河北，所以不能成功者，以黄潛善等沮之也。如船山之言，南遷而守東都，東都亦豈易保哉？船山史論常以宋事影射明事，後之讀史者往往以此矜誇。夫作詩有寄托，發感慨，原無不可，然非所語於讀史也。讀史當論大體，以爲判案，豈可逞臆而斷也！
原載《制言》月刊第五十三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