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太炎先生講演
弟子王謇、王乘六、吴契寧、諸祖耿記録
經之所該至廣，舉凡修己治人，無所不具。其後修己之道，衍而爲儒家之學；治人之道，則史家意有獨至。於是經史遂似判然二途。夫所謂經者何指乎？“大綱”二字，允爲達詁。《韓非》内外儲三篇，篇各有經，造大綱於篇端，一若後世藝文之有目録。《管子》有經言、外言、短語、區言、雜篇，而經言居首，蓋綱之在網，義至重要。《墨子》有經上、經下，次有經説上下，一如後世之分經傳。大抵提出宗旨曰經，解説之者爲説；簡要者爲經，詳盡者曰説、曰傳。後世儒家、史家，辭繁不能稱，遂别稱爲子、爲史。溯其朔一而已矣。
古無史之特稱，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皆史也。《周禮》言官制，《儀禮》記儀注，皆史之旁支。《禮》《樂》並舉，《樂》亦可入史類。《詩》之歌詠，何一非當時史料？大小《雅》是史詩，後人稱杜工部爲詩史者，亦以其善陳時事耳。《詩》之爲史，當不煩言。《易》之所包者廣，關於哲學者有之，關於社會學者有之，關於出處行藏者亦有之。其關於社會進化之迹，亦可列入史類。故陽明有“六經皆史”之説，語雖太過，而史與儒家，皆經之流裔，所謂六藝附庸，蔚爲大國，蓋無可疑。
《周禮》：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，六德、六行、六藝而已。六藝者，禮樂射御書數。《記》又有春夏教《詩》《書》，秋冬教《禮》《樂》之説，則已備有四經。而《易》不以教士，專爲卜筮之守，其後亦得免於秦火。《春秋》爲國史，民間所不得見。《尚書》則古史，非當代史，且各自爲篇，無年月以比次，歷代興廢，所記不全。如《夏書》已有《甘誓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諸篇，然於后羿、寒浞之篡弑，少康一旅之中興，均缺焉不載。故《書》雖以道政事，而不得稱爲完具之史。惟《春秋》編次年月，體例始備，奠定史基，當弗外是。第《春秋》之作，昉於何時？杜元凱《春秋釋例》謂爲周公之舊典。余觀《周官》五史，未及《春秋》一語，小史掌邦國之志，殆方志類耳。以周公之思兼三王，猶未備編年一體，可見當時對於此道尚疏。余謂《春秋》之作，当起於西周之末。太史公《十二諸侯年表》，始於共和元年，前此則但稱“世表”，而弗能次其年月。《墨子·明鬼篇》歷引周燕宋齊之《春秋》，至杜伯射王而止。可見周宣以前，尚無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既記當代之事，民間不得習覩，惟貴族或可得見。故《晉語》司馬侯稱羊舌肸（叔向）習於《春秋》，悼公即召傅太子。《楚語》士亹傅太子箴，問於申叔時，叔時曰：“教之《春秋》、《世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令、語、故志、訓典。”令、語、故志、訓典皆尚書家言。故志即邦國之志，蓋《尚書》不專記王朝，如《費誓》、《秦誓》，皆邦國之志也。《世》即《世本》，爲春秋家言。由此知公侯子孫，乃得一讀《春秋》，其他教萬民之術，止有詩書禮樂而已。管子相齊，其教頗廣，故《山權數》篇，言《詩》以記物，時以記歲，《春秋》以記成敗，行者道民之利害，《易》者所以守凶吉成敗，卜者卜凶吉利害，民之能此者，皆與之一馬之田、一金之衣。所謂“行者”，即《周禮》小行人所掌，辨别每國之五物，亦即方志之類也。管子懸此以求士，可見當時齊國之士，能全讀此者亦不數覯。孔子教人，平時亦止詩書禮樂。五十學《易》，習之已晚。《春秋》則西觀周室，論次史記舊聞，作於獲麟之後，非當時教人之學。故《易》與《春秋》，雖經管仲提倡，而孔子以前通之者究無多人也。自孔子定六經之名，然後士得通習。前此蓋未有人言六經者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本於《七略》，凡《春秋》二十三家，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、《太史公》、《漢著記》，均在“六藝略”中，未嘗别立史部，迨晉荀勖《中經簿》，經史乃歧而爲二。此因史籍過多，不得不離《春秋》而獨立。實則史與《春秋》不能相離。太史公作《史記》，即欲上繼《春秋》。班固作《漢書》，其於十二本紀亦自稱爲“春秋考紀”；直至晉宋，孫盛、習鑿齒仍自名其書曰“晉陽秋”、“漢晉陽秋”（晉簡文宣太后諱阿春，故改“春秋”爲“陽秋”）。蓋襲用經名者，惟史籍爲可。否則揚雄撰《太玄》以擬《易》，撰《法言》以擬《論語》，論者斥爲吴楚僭王，而於史家之自稱“春秋”，殊無貶詞，蓋史本《春秋》嫡系也。
劉知幾《史通》言：《尚書》記言，《春秋》記事。此亦不然。《尚書》亦有記事之文：《禹貢》即記地理，《顧命》即記喪事。蓋《尚書》爲史法未具之書，集合檔案而成之，非專以記言也。故後人作史，法《春秋》不法《尚書》，且法“傳”而不法“經”，如《兩漢紀》及《資治通鑑》皆是。惟王通《元經》，乃自比《春秋經》，其書“元年春帝正月”是也。須知《春秋》爲魯史，有周天子在，不得不繫正朔於王。南北朝各皆自主，稱“帝正月”何爲？又通以祖宗所在國爲正統：劉宋時在南，故認宋爲正統；齊初遷魏，則以正統予魏；隋代平陳，混一區夏，則稱晉宋齊梁陳亡，此皆釀成笑柄者也。其後朱晦庵法《春秋》而作《綱目》，蓋以餘力爲之，非精心結撰者，且大多爲其弟子趙師淵所作。元明之間，頗有繼作，至清漸少，實因《春秋》經文不易效法，作史者祗可法傳不可法經。至《尚書》更無法之者矣。歷代史籍，一以紀傳爲主，與《春秋》亦多異趣。惟本紀、編年，記録大體，正似《春秋》。若表志則《春秋》未始有之。故《隋書·經籍志》稱《史》《漢》爲正史，而以《兩漢紀》、《晉陽秋》、《漢晉春秋》隷古史。蓋《史》《漢》大體，雖取法《春秋》，而亦兼涉六經，如禮志、樂志，即取法於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樂經》。後代之史，志、表或付闕如，而紀傳一準《史》《漢》。史之應入《春秋》家者，其故在此。
清儒段玉裁謂十三經應擴爲二十一經，即加《大戴禮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通鑑》、《説文》、《周髀算經》、《九章算術》八種，斯言頗爲卓犖。《國語》本在《漢志》經部，《大戴》、《小戴》亦自古並稱，《説文》宜與《爾雅》並峙，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通鑑》爲史學典型，其列入經部宜也。惟《算經》、《算術》，《藝文志》不入經部，未宜闌入。然此十九經字數浩繁，學者未易成誦。計十三經共五十餘萬字，《史記》五十餘萬，《漢書》八十餘萬，《通鑑》百三四十萬，加以《國語》、《大戴》、《説文》不啻二十萬，合共三百餘萬字，比十三經字數六倍，誦習者將日不暇給。況二十四史合計三千餘卷，段亦僅舉其主要者而已。惟史之宜習，吾已不憚煩言，而經、史之不必分途，段氏已有獨得之見，清儒中蓋未能或之先焉。
儒家之入子部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已然。儒家之言，關於修己之道獨多，論及政事者亦不少。孔子言“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”，詩、禮、樂本以教人修己。一部《論語》，言修己之道更多。今《論語》入經部，實則《論語》爲孔氏一家之書，亦儒家言耳。《論語》既入經部，則若《孟》、《荀》等無一不可入經部。惟因篇帙太繁，不得不揭稱儒家以冠九流之首。後人疑《孟子》不應入經部，如論其源流，實無大背謬也。經兼修己治人，史則詳治人而略修己。自《論語》出而修己之道燦然大備。儒之可重者在此。原夫史之記載，多帝王卿相之事，罕有言及齊民。舜雖耕稼陶漁，終登帝位，史亦不能詳其初事。周公制禮作樂，而禮猶不下庶人，與齊民修己鮮涉。惟孔子出身編户，自道甘苦，足使人得所效法。夫子之賢於堯舜，亦其地位使然也。孔子以前，爲帝王而立言者實多，爲平民而立言者蓋寡。“東家之丘”，人固以細民易之，孔子亦自言“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”。其後爲委吏爲乘田，能會計當而牛羊壯；又《檀弓》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，夫子誨之髽。則夫子於細民鄙事，能者實多，故能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不改其樂。以歷經困厄之人，甘苦自知，言之自能親切，而修己之道亦因之圓滿。其後孟、荀二儒，益能發揮盡致。《漢志》入孟、荀於儒家者，以分部時當然，實則淵源無異也。如此則經史二部，亦固可合於儒。若六經皆史之説，微有語病，因經所含，不止史學，即儒家之説，亦在其内也。
今教人讀經，要在策人記誦。而史傳及儒家學説，無不當悉心研究。儒之與史，源一流分。雖儒談政治，史亦談政治，而儒家多有成見，漸與史有門户之分。然無儒家，則修己之道不能圓滿；而治人之道，欲其運用有方，則儒家亦往往有得之者。孟、荀二公，不得其位，不論。漢初所謂儒者，若叔孫通、婁敬、酈食其、陸賈四人，無不長於應用。叔孫制禮作樂，不失儒家面目；婁敬乃一策士，而定都關中，敬實主之，與匈奴和親，亦敬主之；酈生雖似迂闊，然能以口舌下齊七十餘城，設不爲韓信所賣，當亦不致就烹；陸賈説趙佗去黄屋稱制，才調與縱横家相近，名之曰儒者，以其本業爲儒耳。前此孔子弟子，如子貢之存魯亂齊破吴霸越，亦縱横家之前驅；後此漢文時之賈誼，才氣較前數人爲高，而惜不得其位以死。觀此數子，則古儒者固多有用之材矣。若專門説經之士，往往乏運用之術。孔子以來，惟吴起、杜預二人爲有幹略。他若公羊、穀梁與其傳授之徒無有以功名顯者。又如孔子傳《易》於商瞿，中經數傳以至漢世，亦無以功業顯於當代者。餘若傳《詩》之高子、孟仲子，傳《禮》之高堂生，傳《書》之伏生，皆無事蹟可見。蓋純粹經師，往往不涉世務，故功業短於儒家。然則經典治人之道，非儒家固不能運用，有賴於儒家者以此。
承平之世，儒家固爲重要，一至亂世，則史家更爲有用。如《春秋》内諸夏外夷狄，樹立民族主義，嗣後我國雖數亡於胡，卒能光復舊物，即收效於夷夏之閑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孟子、公羊皆言其事則齊桓晉文。試問《春秋》之異於舊史者安在？蓋以前皆言帝王之道，《春秋》則言霸主之道。故三傳無不推尊齊桓，而《論語》且言“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”。春秋之季，戎夏交捽，若無霸主，將不獨伊川之見野祭而已。又觀管仲以前，以堯舜禹之聖明相繼，傳至仲康父子，已爲夷羿所篡，蓋保持中國太平者不過三百年耳。商書簡略，四夷之事不詳，而太王避狄去邠，可見商國之威，亦不能讋服狄人。至文王勝玁狁伐西戎，周公兼夷狄驅猛獸，然後王業以定，國威以立。然不及四百年，而幽王死於驪山之下。逮管仲出，則中國不困於異族者九百餘年。蓋自齊桓伐山戎救邢、衞，其後晉滅赤狄，至戰國時，國威益振。秦初滅大荔之戎（在今陝西東部，漢之左馮翊），後滅義渠之戎（在今涇陽至寧夏一帶），惠王用司馬錯，西倂巴蜀；趙武靈王北收雲中、九原（九原當今榆林至河套，雲中在今河套一帶）；燕將秦開，却東胡千餘里，置遼東、遼西郡，疆土遠及朝鮮；楚則莊蹻兵定滇池。戰國之勢，制夷而不制於夷，其方略皆有所自來。至秦始皇時，略定陸梁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趙佗更役屬甌駱，至漢時改爲九郡（即今兩廣、安南地）。而雲南亦於漢武時征服。秦雖殘暴，其對外之功，自不可没。漢至宣帝時，西域三十六國，盡隸都護。漢人對於藩國，務握其實權，不若後代之徒求虚名也。西漢自武帝以後，胡人不敢南下。王莽末，中國雖亂，而匈奴始終不能蠶食邊地。後漢兵威不及前漢，然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。三國分裂，異族亦不敢内侵。魏武斬蹋頓，司馬宣王滅公孫淵，兵威猶震於殊俗。至晉室平吴，骨肉相殘，然後有五胡之亂。自管仲至此凡九百餘年，遞相祖習，使中國有金甌之勢，其澤不可謂不長矣。孔子之服管仲者以此。
吾今稱此九百年爲霸期，以此九百年中，政令雖有寬猛，大氐皆管仲餘勢所持也。前乎霸期者，商周攘夷之功，殊不及此。後乎霸期者，則自兩晉以逮隋室，戎夏交捽者幾三百年。唐太宗武功極盛，但自隋文平陳至天寶十四年，歷時僅一百六十餘年。安史之亂，已毒遍中原，繼受吐蕃、回紇之侮，異族又駸駸駕中國上矣。其後五代擾攘，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劉知遠皆沙陀部落，石且以燕雲十六州割讓契丹，宋興亦無如之何。河北境土，日蹙日削，勉强支持百五六十年，金人起而汴梁不守矣。南渡偏安，更不足論。及蒙古混一，中國淪於夷狄者八十九年。明之興，始得光復舊物，其勝於唐宋者有數端焉：洪武收復遼東、征服雲南；永樂更滅安南、改設行省（惜僅二十餘年即受黎利之紿，許其稱藩），使節遠至斐州，南洋島夷，莫不讋服。及土木之變，英宗北狩，而喪君有君，不必爲肅宗之即位靈武，亦不至如徽欽之羈死五國，卒使也先禮送英宗南還；世宗時俺答入寇，終受敕封而去。直至萬曆季年，群陰搆禍，努爾哈赤起，明乃漸以不振。此蓋天子守邊，人自不得不致死於驅除異族也（北京東鄰遼東，北接熱河、察哈爾，異族偪處，非安享太平之地，故明時相傳云“天子守邊”）。自霸期既畢，能保持攘夷之功者，惟朱明一代而已。霸期以前，西周保持不過三百餘年；霸期以後，朱明保持二百五十餘年。獨此霸期中，保持至九百年，管仲之功，真不在禹下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焉得不稱齊桓、晉文哉！孟、荀生於中國强盛之時，故小管仲而羞桓、文，如生於東晉之後，當亦不言管仲功烈之卑也。儒家對於歷史，往往太疏，不綜觀事之本末，而又有門户之見，故其立論不免失中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確立民族主義，三傳釋經，雖有不同，而内諸夏外夷狄之義則一。管仲建此功，孔子立此義，以故中國屢亡，而卒能復興。是以承平之世，雖有賴於儒家，而國亡再起，非歸功於史家不可。今者外患日深，驟圖富强，談何容易。惟有立定民族主義，曉然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，本之《春秋》，推至漢唐宋明諸史，人人嚴於夷夏之防，則雖萬一不幸而至下土耗斁，終必有復興之一日也。
今吾人言讀經尊孔，而敵人亦言讀經尊孔，鰓鰓者深恐將來爲敵人愚弄。吾謂不然，民族意識之憑藉，端在經史。史即經之别子，無歷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。蓋凡百學術，如哲學、如政治、如科學，無不可與人相通。而中國歷史（除魏周遼金元五史）斷然爲我華夏民族之歷史，無可以與人相通之理。故吾人讀經主旨，在求修己之道、嚴夷夏之辨。前此滿清入關，何嘗不思以讀經尊孔，愚弄吾人。玄曄［燁］、胤禎，出其雷霆萬鈞之力，威脅利誘。卒之民族主義，歷劫不磨，蓋讀書種子不絶，《春秋》内諸夏外夷狄之義，長在人心，一觸即發，何懼乎異族？何畏乎愚弄？若至經史道喪，儒學廢絶，則吾炎黄裔冑，真淪於九幽之下矣。
蘇州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録第六期，一九三五年鉛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