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經之要，前既詳言之矣。而世人復有不明大義，多方非難者。夫正論不彰，異議乃滋，深恐琦説恣行，有誤後進，不得已復爲此講。此講約分三端：一、駁國家開創之初無須經學、經學興於衰世、且講經學者多行爲不端之謬；二、斥胡適以經訓不甚了然，謂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之鄙；三、釋讀經應遵古文乎、今文乎之疑。今逐條剖析如左。
國家開創之初，固自不賴經學。蓋開創恃兵，兵略自有專家，非經訓所能爲力。昔叔孫通背楚歸漢，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，通所進者，皆群盜壯士，其徒因竊罵。通曰：“諸生寧能鬥乎。”（見《史記·叔孫通傳》）由此可知士人茍不能執干戈，列行伍，自不能與開創之業。非徒經學鮮用，亦正不須用普通大學之講義也。觀民國開創之初，曾用大學講義否耶？經學本非專爲開創國家，其所包含，固甚遠大，不應以一端限之。如云開創不用經學，即謂經學無用，然則大學講義，果有用否耶？草澤英雄，與陸軍大學生，作如此説，尚不足怪。彼身居普通大學而爲此言，豈非作法自斃乎？若謂經學之興，皆在衰世，此亦非實。漢文景時，國勢艾安，雖用黄老，已知命鼂錯受經於伏生。武帝時，立五經博士，經學大盛，國勢亦蒸蒸日上。如云漢武陽用經術而陰則背之，亦未見其然。漢武制禮作樂，雖屬裝點門面，然漢自高祖至武帝初年，宰相皆列侯任之，絶無起自民間者，武帝拔公孫弘於布衣之中，一反以前相必列侯之局。弘之爲人，雖不能比伊尹、傅説，然規模實勝前相。夫廢世卿，舉側陋，安得謂與經術無關？豈可云漢武所爲皆僞也？至宣帝時，石渠議禮，經術大興。而宣帝教子之言，云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（見《漢書·元帝紀》）。王者周政，儒學之常法；霸者漢律，施行之權宜。宣帝不純用儒術，然云雜之，則固用其半矣。及元帝柔仁好儒，世以爲漢衰之兆。其實元帝時膺懲戎狄，威力尚盛。陳湯斬郅支單于，即在此時。夫國之興衰有二：一爲内政之衰，其果則權臣篡竊；一爲國力之衰，其果則異族侵凌。秦用法律，漢用經術，其後皆爲本國人所亡，亡者獨在嬴氏、劉氏，斯乃一家之索，非全國之衰也。是後唐用經術，國勢亦自開張。孔穎達等定《五經正義》，在貞觀全盛之時，今有意抹殺，猥謂明皇注《孝經》而唐即中衰，不思明皇注《孝經》，乃偶然之事，較之定《五經正義》，巨細寧止天淵，何以不舉前事，獨舉後事邪？且明皇之失國，自由内任權姦，外信蕃將使然，究與注《孝經》何涉？以注《孝經》卜唐之衰，是即《五行志》災異之説，豈可用哉？宋立學校，在仁宗時，胡安定輩即於是時顯名。若宋之衰，則在神宗以後，仁宗時固未衰也。明用五經取士，末世雖時起黨爭（神宗以前尚無黨爭），然東林與非東林之爭，其鵠的在政治，不在學術。即不用儒術，政治上之事實具在，當時亦必引起爭端。近觀民國初載，國會議員之爭，亦甚劇烈矣，斯豈因經學致然？然則明之亡，雖由於黨爭，而黨爭本無關於經術儒術也。余詳察全史，覺提倡經學致國勢衰頹，實爲子虚烏有之事，不知今之人何所見而云然。至於人之操行，本難一致，無論提倡何種學説，其流有善士，亦必兼有凶人。評議之士，不應以一人之操行不端，抹殺諸多善良之士。漢重經術，在位之人，固有匡衡、張禹、孔光輩之闒茸無能，然亦有魏相、師丹之守正不阿。今人乃舉明末洪承疇、錢謙益事，以歸咎經學。無論洪與錢皆無當儒術，即以爲儒，亦豈能以一二人之短，掩數十百人之長哉？洪承疇以知兵任用，稍有歷史知識者皆知之，不知何所見而稱負理學重望也。錢本文人，不事經學。即以錢論，其人自身失節則信矣，而明之亡也，豈錢氏爲之哉？況錢之弟子瞿式耜、鄭成功等，亡國之後，志節皎然，尚能支持半壁，與胡清相抗，何以但論錢氏而遺瞿、鄭乎？昔西晉之末，人人皆遺棄六經，務爲清談。致西晉之亡者，王衍之屬也，何以又諱而不舉耶？總之，經學於開創之初關係較少，而於光復之關係則深。此意前已明言。若無春秋夷夏之防，宋亡則朱明不能起，明亡則民國不能興矣。上所云云，多就消極方面言之，至於積極方面，儒者身居上位，而功業卓著者，亦難更僕。約舉之，則西漢宣帝時，魏相以明《周易》顯聞，卒能廢黜霍氏，致中興之盛。哀帝時，師丹雖無大效，然守正自持，四方瞻卬。後漢袁安，始則平反楚獄，後則力抗竇氏，爲世所稱。其後楊震、楊秉、楊賜，三世立朝，皆稱清正。震嘗有關西孔子之目。安帝以後，外戚宦官，更互用事，其能獨立不倚，使正人猶有所恃者，非楊氏三世之力乎？三國時魏蜀任法，吴獨任儒，顧雍德量，殊絶於人。陸遜反對先刑後禮，武功卓著而外，亦以相業見稱。此後南北紛爭，無足稱述。至唐，魏徵以儒家佐太宗成太平之業。觀徵所著書，《群書治要》而外，因《小戴禮》綜彙不倫，更作《類禮》二十篇，蓋純乎其爲經術之士也。嘗侍宴，太宗奏破陣武德舞，徵俛首不顧，至慶善舞，則諦玩無斁。又，太宗宴群臣積翠池，酣樂賦詩。徵賦西漢，其卒章曰：“終藉叔孫禮，方知皇帝尊。”太宗曰：“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。”（均見《唐書》本傳）其以儒術致太平，厥功最偉。其後則有楊綰，以清德化俗。郭子儀在邠州行營，方大會，聞綰除平章事，即散音樂五之四。其佗聞風而靡者，不可勝紀（見《唐書》本傳）。惜爲相數月即卒，致有天不使朕致太平之歎。其後陸贄，亦以儒術相德宗，所傳奏議，人稱“唐孟子”。德宗兩度蒙塵，如無陸贄爲之斡旋，恐已覆於朱泚、李懷光之手矣。其次，復有一人，勳業雖不逮上列諸公，而支持殘敗，不爲無功，則鄭覃是也。覃相文宗，以經術治國（唐石經即覃所立）。甘露之變，仇士良盡誅宰相，覃起繼之。士良不致大爲患者，覃之力也。若《宋史》趙普以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，語或欺人，可以不論。而李沆爲相，常讀《論語》。或問之，沆曰：“沆爲宰相，如《論語》中‘節用愛人，使民以時’，尚未能行。聖人之言，終身誦之可也。”（見《宋史》本傳）宋初之治，李沆之力最多。沆所行與曹參爲近，人或上書言事，沆多罷之。然參本黄老，沆本《論語》，則所宗稍異矣。李沆之後，則有范文正仲淹。文正以氣節開理學之先，才兼文武，尚未能終其用。其所獎拔之富弼，亦於外交有利。其後温公司馬光出，本經學儒術，爲時名相，惜居位日淺，不及一年而卒，未能大展其學。至明，相之賢者，首推三楊，然皆文士，無關儒術。孝宗時，劉健與徐溥、李東陽並稱賢相，而健功更高。孝宗一代之治，健之力爲多。其後徐階以王學緒餘，卒覆分宜，取嘉靖四十餘年之苛政，一切改從寬大，人有中興之頌。後之論者，雖歸功張居正，實則徐階導其先路，況居正又徐階所引進者耶。以上歷舉深明經義，通達儒術之賢相十有八人：西漢則魏相、師丹，東漢則袁安、楊震、楊秉、楊賜，吴則顧雍、陸遜，唐則魏徵、楊綰、陸贄、鄭覃，宋則李沆、范仲淹、富弼、司馬光，明則劉健、徐階。此十八相者，天才有高下，際遇有盛衰，在位有久暫。然每一人出，必有一人之功用。其功烈最偉尤足稱道者，治致太平，則魏徵、李沆、劉健；撥亂除佞，則魏相、徐階；支持殘敗，則陸贄、鄭覃、司馬光。豈得謂明經術者皆無用哉？外此，不在相位而立大功者，則有魏之吴起，晉之杜預，明之劉基、王守仁、唐順之等。吴起受業曾子，又傳《左氏春秋》，雖行義未醇，而政治兵事，皆爲魁桀。惜所輔非一統之主，遇讒被殺，卒未大顯。杜預專治《春秋》，人稱“左癖”，而平吴之功，爲晉代開國之基。宋之理學，永嘉、永康兩派合流而成有明開國之劉基。基之功，盡人所知，無待贅論。其以理學兼戰功之王守仁，與夫繼承王學平定倭寇之唐順之，亦皆赫赫在人耳目。儒家之不在相位而著功績者如此，又烏得謂其全無用哉？外此，復有經術通明，而仕未大遇者，漢則有賈誼、劉向、龔勝、龔舍。文帝若用賈誼之言，决無七國跋扈之憂。成帝如用劉向之言，决無王氏代興之變。龔勝、龔舍不仕王莽，節概亦高。唐則劉蕡，深於《春秋》三傳，雖未及第，觀其對策，危言切論，深中時病。使文宗用之，必不致有甘露之變。宋則有陳傅良、葉適、魏了翁諸賢。當時果重用陳、葉，南宋猶可復興，决不致奄奄以盡。魏了翁位高而未親，亦不能盡其懷抱，如能重用，亦陳、葉之亞矣。如此，儒家之有效者，不下三十人，烏得概以無用詆之，又安得以失節相誣耶？其他不以儒學名家，而有爲之士亦多。借問若輩所讀何書，亦曰經史而已。以故，但舉明末降清之洪、錢二人，以詆儒術，若非有意加誣，則多見其識之陋耳。以上釋第一條竟。
胡適素未從事經學，然亦略窺高郵王氏《經傳釋詞》、《經義述聞》、《讀書雜志》數書。高郵解經，雖稱辨察，要亦未能窮竟。胡適據王國維之言，以爲《詩》有十之二三不能解，《書》有十之四五不能解。不能解如何可讀？如讀非待全解不可。於此余須問胡適者：如適之言，以爲高郵王氏配讀經耶？抑不配耶？在高郵諸書既出以後，經文可解者十之七，未出以前，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。然高郵當時，未嘗曰“我不配讀經”也。奮志爲之，成績遂過前賢遠甚。使高郵亦曰“我不配讀經”，則亦終不能解矣。何也？文史之學，本須讀過方解，非不讀即能遽解也。初，念孫十餘歲時，其父聘東原戴氏爲師，授以經籍。當時東原教此未冠小生，當然卑無高論。是以東原在日，高郵尚無所知名，及後自加研究，方能發明如此。昔人云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”士茍有志，豈可以通儒之業，獨讓王氏哉？王國維金石之學、目録之學，粗知梗概。其於經學，本非所長，僅能略具常識而已。其人本無意治經，其言豈可奉爲準則？正使國維已言不配，若非自甘暴棄，則亦趣向有殊耳。奉以爲宗，何其陋也！要之，説經如墾田然，三年然後成熟，未及三年，一年有一年之穫，二年有二年之穫，已墾二年，再加工力，自然有全部之穫。如未及三年而廢，則前之所墾，復歸蕪棄矣。今襲前人之功，經文可解者已十之七，再加群力之探討，可解之處，何難由七而至八，由八而至九至十哉！高郵創立其法，而有七成可解。今人沿用其法，更加精審，益以工力，經文必有盡解之一日。設全國有一萬人説經，集百人之力，共明一條，則可解者已不少矣。假以時日如墾田之墾熟過半，再加努力，不難有全部之收成。如已墾二年，所收不過一石，即曰：“我不配墾田。”豈非怠惰已甚乎？《記》曰：“善學者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。”人之精神時日，自有限制，以高郵父子之老壽（念孫九十，引之七十餘），其所著書，尚不能解釋全經，則精神限之也。然其研究之法具在。喻如開鑛，高郵父子因資本不足，中途停頓，後人以資本繼之，自可完全採獲。如胡適所舉楊樹達，已有見端。余雖不及前人，自計所得，亦已不少，況全國學人之衆哉！若夫運用之妙，本不待全部瞭解而後可，得其緒餘，往往足以潤身經國。如墾田然，非待三年全部收成之後，始堪炊食。得三分之二，或三分之一時，亦可爲炊而果腹也。《莊子》曰：“鼹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”胡適寧不知此？以上爲正告有志研經之士而言，復有爲一般人識字而説者。夫讀經非止求其義，亦必審其音。所賴《經典釋文》作音正確，即宋儒釋經，義或粗疏，而音亦無大誤。是以前代老生，略稱識字者，皆賴讀經之功。若散漫求之，雖標音滿紙，當時識之，少逝即遺忘矣。胡適自言“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”，余以爲惟其如此，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讀經。“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”一語之下，應補足一句，曰：“以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讀經。”不然他人縱不配讀全經，亦尚配讀《毛詩》一句。而胡適與此，恐終身有望塵弗及之歎矣。以上釋第二條竟。
讀經依古文乎？依今文乎？此一問題，不待繁言而解。如論實事求是，自當依古文爲準。然今文經傳之存於今者，《公》、《穀》而外，僅有《孝經》。《孝經》今古文之異，不可審知，古文既亡，自然不得不取今文矣。其餘雜糅古今文者，則有《論語》（今《集解》本古，齊、魯雜），文雖小異，而大義不至僢馳。《儀禮》亦雜古今文，更於大義無害。若《周易》則用王弼本，弼本費氏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謂劉向以中古文《易》校施、孟、梁丘經，或脱去“无咎”、“悔亡”，惟費氏經與古文同，則王弼本亦古文之遺也。《毛詩》向稱古文，其書不出壁中，而云古文者，《小序》述事，與《左氏》相應；《傳》中陳述制度，又與《周禮》相應，是所謂古文説耳。《詩》本賴諷誦上口以傳，别無古文真本，但取其爲古文説，可也。《周禮》、《春秋左氏》皆古文。《尚書》真古文不可見，今文亦不可見，然僞孔本文多依三體石經，説多依王肅，與今文全不相關，故《尚書》去其僞篇，雖非真古文，亦可謂準古文也。此外《小戴禮記》四十九篇，兼採今古，而文字依今文者多。然《儀禮》今存十七篇，天子諸侯之禮，大氐無存，而時於《戴記》見之，不能以其爲今文而不採也。今問讀經當依古文乎？今文乎？余則謂古文固當遵守，即古今雜糅者，亦有禮失求野之用。況分别古今，研究派别，乃大學之事，不與中學讀經同時乎。以上釋第三條竟。
祖耿案：先生此講第一、二段，專爲胡適、傅孟真而發，讀者參閲《獨立評論》第一四六號，自能判别涇渭，知所適從。至第二段末有詞鋒過峻處，已請於先生，改從婉諷矣，讀者當以意求之。五月二十日。諸祖耿録後附言。
蘇州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録第五期，一九三五年鉛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