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太炎先生講演
弟子王謇、王乘六、吴契寧、諸祖耿記録
居今而言讀經，鮮不遭淺人之侮。然余敢正告國人曰：於今讀經，有千利無一弊也。兹分三段論之。一、論經學之利；二、論讀經無頑固之弊；三、論今日一切頑固之弊反賴讀經以救。
所謂經學之利者何也？曰：儒家之學不外修己治人，而經籍所載，無一非修己治人之事。《論語》：“興於《詩》、立於《禮》、成於《樂》。”又：“不學《詩》無以言，不學《禮》無以立。”皆修己之道也。《周易》爻象，大半言修己之道，故孔子稱“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”。夫修己之道，古今無二。經籍載之，儒家闡之，時有不同，理無二致。孔子之後，儒分爲八，論其歸趣，不相乖違。孟荀二家，論性有别，而祁嚮攸同，厥後漢儒重行，宋人尚理，或實事求是，或旁參佛老，要之不能不以經爲本。是故無論政體如何改易，時代如何不同，而修己之道，則亘古如斯。治人則稍異，古今異宜，習俗不同，不得不斟酌損益，至於盡善。吾人讀《二十五史》（《史記》至《清史稿》），法其可法，戒其可戒，非語語盡可取也。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春秋》，性質與歷史爲近，讀之亦當如是。夫讀史之效，在發揚祖德，鞏固國本。不讀史則不知前人創業之艱難，後人守成之不易，愛國之心，何由而起？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，厥維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三傳雖異，而内諸夏外夷狄則一。自有《春秋》，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。雖亡國者屢，而終能光復舊物，還我河山。此一點愛國心，蟠天際地，旁礴鬱積，隱然爲一國之主宰，湯火雖烈，赴蹈不辭，是以宋爲元滅而朱明起，明爲清滅而民國興。余身預革命，深知民國肇造，革命黨人之力，蓋亦微矣。其最有力者，實歷來潛藏人人胸中反清復明之思也。蓋自明社既屋，亭林、船山諸老倡導於前，晚邨、謝山諸公發憤於後。攘夷之説，綿綿不絶，或隱或顯，或明或暗，或騰爲口説，或著之簡册。三百年内，深入人心。民族主義之牢固，幾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。是以辛亥之役，振臂一呼，全國響應。此非收效於内諸夏外夷狄之説而何？方今天方薦瘥，載胥及溺，滿洲亡而復起，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之，諸夏阽危，不知胡底。設或經學不廢，國性不亡，萬一不幸，蹈宋明之覆轍，而民心未死，終有祀夏配天之一日。且今日讀經之要，又過往昔。在昔異族文化，低於吾華，故其入主中原，漸爲吾化。今則封豕長蛇之逞其毒者，乃千百倍於往日。如我學人廢經不習，忘民族之大閑，則必淪胥以盡，終爲奴虜而已矣。有志之士，安得不深長思哉。要之，讀經之利有二：一修己，二治人。治人之道，雖有取捨，而保持國性爲最要。
所謂讀經無頑固之弊者何也？曰：經學本無所謂頑固也。諡經學以頑固，蓋出諸空疏不學輩之口。彼略識點畫，苦於九經三傳之不盡解，而又忝擁皋比，深恐爲學子問難所窮，故盡力抹殺，諡以頑固。少年浮躁，利其便己，從而附和，遂至一世波靡，良可憤嘆。夫經史本以記朝廷之興廢，政治之得失，善者示以爲法，不善者録以爲戒，非事事盡可法也。《春秋》褒貶是非易分，而《尚書》則待人自判。古所謂《書》以道政事者，直舉其事，雖元惡大憝所作，不能没也。例如《夏書·五子之歌》，序謂“太康失邦，昆弟五人，須于洛汭，作五子之歌”。此文已佚，而僞古文有之，載五子作歌之意，甚見忠正。段玉裁《古文尚書撰異》，謂“《尚書》不當以歌名篇”。蓋五子者，當時之亡國大夫也。屈原《離騷》：“啟九辯與九歌兮，夏康娱以自縱。不顧難以圖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《楚語》士亹曰：“堯有丹朱，舜有商均，啟有五觀，湯有太甲，文王有管蔡。是五王者，皆元德也，而有姦子。”韋昭注：“五觀，啟子，太康昆弟也。觀，洛汭之地。”據此，則《五子之歌》者，五子往觀耳。之訓往，歌、觀聲通，故訛也。太康爲失國之君，五子爲致亂之臣。道太康以畋游者，即此五人。史臣書之，一如《晉書》紀惠帝與八王耳。又《胤征》序謂“羲和湎淫，廢時亂日，胤往征之，作《胤征》”。《史記·夏本紀》謂《胤征》仲康時作。僞孔《傳》言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，孔穎達《正義》謂“仲康不能殺羿，必是羿握其權”。然則“胤征”者，羿令之征也。羲和爲掌日之官，故後世有后羿射日之説。此事與曹操之滅袁紹、吕布，司馬昭之滅諸葛誕無異。《尚書》録之，一如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之記曹氏、司馬氏之事矣。興廢大端，不得不載，豈盡可爲法哉。《孟子》曰：“吾於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以至人伐至不仁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”《武成》今佚，據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引，文與今《逸周書·世俘解》略同。觀其所言，知武王伐紂，殺人盈野，語雖過甚，要之總不能盡誣。此與後之項羽伐秦何異？秦已無道，而羽之燒宫室坑降卒，毒螫所及，更甚於秦，此豈可以爲訓？而史官書之，所以然者，興廢大端，不得不載也。苟有是非之心，不至如不辨菽麥之童昏，讀之無有不知抉擇者。孟子言之甚明，何謂讀經必致頑固哉？
若夫經國利民，自有原則。經典所論政治，關於抽象者，往往千古不磨，一涉具體，則三代法制，不可行於今者自多。即如封建之制，秦漢而還，久已廢除，亦無人議興復者。惟三國時曹元首作《六代論》，主衆建諸侯以毗輔王室。及清，王船山、王崑繩、李剛主等，亦頗以封建爲是。此皆有激而然。曹憤魏世之薄於骨肉，致政歸司馬，王李輩則因明社覆亡，無强蕃以延一綫。故激爲是論。若平世則未有主封建者矣。餘如陸機《五等論》，精采不屬。蓋苟炫辭辯，而志不在焉，則不足數已。其次世卿之制，自公羊譏議以後，後世無有以爲是者。唯晉世貴族用事，蓋以九品中正定人材，其弊至於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，自然趨入世卿一途。然非有人蓄意主張之也。兩千年來，從無以世卿爲善，而竭力主張之者。有之，惟唐之李德裕。德裕非進士出身，嫉進士入骨，以爲進士起自草茅，行多浮薄，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。此則一人之私念，固未有和之者也。又如肉刑之法，自漢文帝後，亦無人昌言復古。王符、崔寔、仲長統之流，頗主嚴刑。諸葛武侯治蜀，亦主嚴峻，然均未及肉刑也。惟魏之鍾繇、陳群，嘗議復之。然群制定魏律，終亦不主肉刑。足知一時之論，亦自知其不可行矣。又如井田之制，秦漢而後惟王莽一人行之，詔以天下田爲王田，禁民間不得賣買，然卒以致亂。若宋時張子厚行之於鄉，要爲私人之試驗，非朝廷之定制。清初，顔李派之王崑繩、李剛主輩，亦頗有其意。余意王李輩本以反清爲鵠，其所云云，或思借以致亂，造成驅滿之機耳。以故滿清一代，痛惡主張封建井田之人。總計三千年來，主張封建、世卿、肉刑、井田者，曹元首、王船山、王崑繩、李剛主、李德裕、鍾繇、陳群、王莽、張子厚九人而已。此九人者，除王莽外，或意有偏激，或别含作用，固不盡斥爲頑固。就云頑固，二千年來，亦不過九人而已。
外此尚有一事，足資討論者，則什一之税是已。按什一而税，《春秋》三傳及《孟子》之書，無不以爲善制。《公羊》言“什一行而頌聲作”，孟子謂“輕則大貉小貉，重則大桀小桀”，以爲什一而税，乃税則之中。然漢初則什五而税一，文景減賦，乃三十而税一。自兹以還，依以爲準。即今蘇松賦税，最爲繁重。然與全國輕税之地平均計算，亦無過三十税一者。（其預徵田賦至民國五十年之類非法行爲，破壞國家定制，則未可以爲例。）故自漢後税法觀之，則什一之税，已爲大桀小桀。前代尊信孟子，不敢昌言駁議，多泛泛釋之，然亦從無主張是者。有之，惟王莽一人而已。莽亦卒以致亂，後人引以爲戒久矣。
舉此五事，以見古今異宜。凡稍能觀察時勢者，蓋無人不知，何得謂讀經即入頑固哉？且自明至清末，五百四十年，應試之士，無不讀經者。全國爲縣千四百有餘，縣有學，府州又有學，爲數不下一千六百區。假定每學有生員兩百名，以三十年新陳代謝，則此五百四十年中，當有五百四十萬讀經之人。試問其中主張封建、世卿、肉刑、井田、什一之税者有幾人哉？上述九人，生明代以後者，僅三人耳。試問此三人之力，能變易天下之耳目耶？能左右政治之設施耶？況其云云，復各有作用在乎？夫無證驗而必之者非愚即誣。今謂讀經爲頑固，證於何有？驗於何有？且讀經而至於頑固，事亦非易。正如僧徒學佛，走入魔道者，固不數數見也。何爲因噎廢食而預爲之防哉！
所謂今日一切頑固之弊，反賴讀經以救者，何也？曰：有智識之頑固者，泥古不化之謂也；有情志之頑固者，則在别樹階級，不與齊民同群，聲音顔色，拒人於千里之外也。夫智識之頑固易開，而情志之頑固難料。信如是，則今日學校畢業之士，其能免於頑固之誚者，幾希。吾觀鄉邑子弟，負笈城市，見其物質文明，遠勝故鄉，歸則親戚故舊，無一可以入目。又上之則入都出洋，視域既廣，氣矜愈隆，總覺以前所歷，無足稱道，以前所親，無足愛慕，惟少數同學，可以往還。舍此，則舉國皆如鳥獸，不可同群。此其别樹階級，拒人千里，非頑固而何？昔日士人，涵泳詩書，胸次寬博，從無此等現象，何者？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，“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”，“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”（均見《論語》），此等言語，濡染既久，雖慕富貴、患貧賤之心不可遽絶，而自有以維係之也。若夫鹽商子弟，無遇人之才，恃錢刀之力，納貲入官，小則州縣，大則道員，顧盼驕人，儼然自命爲官長，此最頑固之甚者，而人之嗤之者衆矣。然如此者，爲數亦不甚多。非若今之學校，每年必鑄造數千百人也。非直如是，今者新奇之説，流爲格言，日驅人於頑而不返者，曰發展個性也，曰打倒偶像也。發展個性，則所趣止於聲色貨利，而禮義廉恥，一切可以不顧。打倒偶像者，凡一切有名無形者，皆以偶像視之。若國家，若政治，若法律，若道德，無往而非偶像者，亦無往而不可打倒者。洵若是，則於禽獸奚擇焉。世以是亂，國以是危，而種族亦將以是而滅矣。今學校之弊，既至於此，而國家歲費鉅億，以育人材，卒造成特殊之鹽商子弟。長此以往，寧堪設想。論者不自病其頑固，而反懼經學之致頑固乎？余以爲救之之道，舍讀經末由，蓋即前者所舉《論語》三事，已可陶镕百千萬人。夫如是，則可以處社會，可以理國家，民族於以立，風氣於以正，一切頑固之弊，不革而自祛，此余所以謂有千利而無一弊也。質之諸君，以爲然耶否耶？
蘇州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録第三期，一九三五年鉛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