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話與文言之關係

章太炎先生講演

弟子王謇、王乘六、吴契寧、諸祖耿記録

白話、文言，古人不分。《尚書》直言（見《七略》），而讀應爾雅（見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。其所分者，非白話、文言之别，乃修飾與不修飾耳。《尚書》二十九篇，口説者皆詰屈聱牙。叙事則不然，《堯典》、《顧命》，文理明白；《盤庚》、《康誥》、《酒誥》、《洛誥》、《召誥》之類，則艱澀難讀。古者“右史記言，左史記事”，叙事之篇，史官從容潤飾，時間寬裕，頗加斟酌。口説之辭，記於匆卒，一言既出，駟不及舌，記録者往往急不及擇，無斟酌潤飾之功。且作篆之遲，遲於真草，言速記遲，難免截去語助，此異於叙事者也。

商周口語，不甚修飾。至春秋戰國則不然。春秋所録辭命之文，與戰國時蘇秦、張儀、魯仲連之語，甚見順適，所謂“出辭氣，斯遠鄙倍”者。不去語助，自然文從字順矣。蘇、張言文合一，出口成章，當時遊説之士，殆無不然。至漢，《漢書》載中山靖王入朝，聞樂涕泣，口對之辭，宛然賦體。可見言語修飾、雅擅辭令，於漢猶然。是以漢時有譏人不識字者，未聞有譏人文理不通者。赤眉之樊崇、蜀將之王平，識字無多，而文理仍通。自晉以後，言、文漸分。《世説新語》所載“阿堵”、“寧馨”，即當時白話。然所載尚無大異於文言，惟特殊者有異耳。隋末士人，尚能出口成章，當時謂之“書語”。文帝受周之禪，與舊友榮建緒商共享富貴。榮不可，去之。後入朝，帝問悔否，榮曰：“臣位非徐廣，情類楊彪。”文帝曰：“我雖不解書語，亦知卿此言爲不遜。”（見《隋書·榮毗傳》）文帝不讀書，故云“不解書語”。李密與宇文化及戰時，其對化及之詞，頗似一篇檄文。化及聞而默然，良久乃曰：“共爾作相殺事，何須作書語耶？”（見《隋書·李密傳》）可見士人口語，即爲文章。隋唐尚然，其後乃漸衰耳。《傳燈録》記禪家之語，宋人學之而成語録。其語至今不甚可曉，至《水滸傳》乃漸可解。由是白話、文言，不得不異其途轍。今人思以白話易文言，陳義未嘗不新，然白話究能離去文言否，此疑問也。白話亦多用成語，如“水落石出”、“與狐謀皮”之類，不得不作括弧，何嘗盡是白話哉？且如“勇士”、“賢人”，白話所無，如欲避免，須説“好漢”、“好人”。“好漢”、“好人”，究與“勇士”、“賢人”有别。元時徵求遺逸，詔謂：“徵求有本領的好人。”當時薦馬端臨之狀曰：“尋得有本領的好人馬端臨。”（見《文獻通考·序》）今人稱有本領者曰“才士”，或曰“名士”。如必改用白話，亦必曰“尋得有本領的好人某某”。試問提倡白話之人，願意承當否耶？以此知白話意義不全，有時仍不得不用文言也。

昌黎謂“凡作文字，宜略識字”。學問如韓，只求略識字耳。識字如韓已不易，然僅曰“略識字”，蓋文言只須如此也。余謂“欲作白話，更宜詳識字。識字之功，更宜過於昌黎”。今世作白話文者，以施耐庵、曹雪芹爲宗師。施、曹在當日，不過隨意作小説耳，非欲於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，亦非欲取而代之也。今人則欲取文言而代之矣。然而規模、格律，均未有定。果欲取文言而代之，則必成一統系、定一格律然後可。而識字之功，須加昌黎十倍矣。何者？以白話所用之語，不知當作何字者正多也。今通行之白話中，鄙語固多，古語亦不少。以十分分之，常語占其五，鄙語、古語復各占其半。古書中不常用之字，反存於白話。此事邊方爲多，而通都大邑，亦非全無古語。夫所謂白話者，依何方之話爲準乎？如曰首都，則昔在北而今在南。南京、北京，語言不同。不僅此也，叙事欲聲口畢肖，須録當地方言。文言如此，白話亦然。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：“夥頤！涉之爲王沈沈者！”“夥頤”、“沈沈”，皆當時鄙俗之語。不書，則無以形容陳客之豔羨。欲使聲口畢肖，用語自不能限於首都，非廣採各地方言不可。然則，非深通小學，如何成得白話文哉？尋常助語之字，如焉、哉、乎、也，今白話中焉、哉不用，乎、也尚用。如乍見熟人而相寒喧，曰：“好呀！”“呀”即“乎”字。應人之稱曰“是唉”，“唉”即“也”字。“夫”字文言用在句末，如“必子之言夫”，即白話之“罷”字，輕唇轉而爲重唇也。“矣”轉而爲“哩”，《説文》“”聲之字，或从“里”聲，“”或作“梩”，可證其例。乎、也、夫、矣四字，僅聲音小變而已，論理應用乎、也、夫、矣，不應用呀、唉、罷、哩也。又如抑揚之詞，“肆”訓“甚”，《詩·崧高》“其風肆好”，即“其風甚好”，今江浙語稱“甚冷”、“甚熱”曰“冷得勢”、“熱得勢”，其實乃“肆”字也。古語有聲轉之例，“肆”轉而爲“殺”，《夏小正·貍子肇肆》：“肆，殺也。”今人言“殺似”、“殺好”、“忒殺”，“殺”皆“甚”意。又今天津語謂“甚好”曰“好得況”，“況”亦古音古字。《詩·出車》“僕夫況瘁”，“況”亦“甚”也。又如贊歎之詞，南京人見可驚者開口大呼曰“乖乖了不得”，“乖乖”即“傀傀”。《説文》：“傀，偉也。”四川胥吏録供，造張目哆口卷舌而不發聲之字曰“”。“”即“咄咄怪事”之“咄”。如白話須成格律、有系統，非書正字不可，則此等字，安得不加意哉？又如形容異狀之詞，今江浙人稱行步兩足不能相過曰“墊腳走”，“墊”應作“縶”，春秋衛侯之兄縶，“縶”，《穀梁》作“輒”，説爲“兩足不能相過”。“縶”從“執”聲，故變而爲墊音也。今語喉破發聲不亮曰“沙”，《禮記·内則》：“鳥皫色而沙鳴。”若嚴格言之，字應作“嘶”，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，莽“大聲而嘶”。“嘶”正字，“沙”假借字也。今南方呼曲背曰“呵腰”，北方曰“哈腰”，實即“亞”字，《説文》：“亞，象人局背形。”音變而爲“哈”，又變則爲“呵”矣。又如動作加人之詞，今上江稱追奔曰“捻”，實當作“躡”，聲轉而爲“捻”矣。“弔挂”之“弔”，與弔喪意無關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方言》“，懸也”。窗鉤亦曰“了”，“”音如“弔”，“弔挂”之“弔”，正應作“”耳。又北人語“打”謂“奏”，至東三省，則官廰叱責人犯亦曰“奏五百、奏一千”，此字正應作“盩”，《説文》：“盩，引擊也”。江南語以荆條或竹篠擊人謂之“抽”，抽亦“盩”字。又北方人稱“斬”曰“砍”，此字不知何以从石，唐末已有此語，書止作“坎”，宋人筆記載：“朱温遣人相地，久而未至。温大怒。既至，問之，曰：‘乾上龍尾’。温入。人謂之曰：‘爾若非乾上龍尾，已坎下驢頭矣。’”其實“坎”應作“”，《説文》：“，殺也。”其字後人亦作“戡”，《西伯戡黎》，舊正作“”也，唐人言“坎”，不知其語之來歷，後遂妄作“砍”字。如此之類，白話不定統系、格律即已，如須定統系、明格律，則非寫正不可，故曰：“欲作白話文者，識字應過於昌黎也。”

要之，白話中藏古語甚多，如小學不通，白話如何能好？且今人同一句話，而南與北殊、都與鄙異，聽似一字，實非一字，此非精通小學者斷不能辨。如通語言“不”，江南浙江曰“弗”，《公羊·僖二十六年》傳注：“弗者，不之深也。”“弗”、“不”有異矣。“有無”之“無”，江南一帶曰“無不”，“無”古音如“模”，變爲是音，而通語則言“没”，實即《論語·陽貨》“末之也已”之“末”。“無”與“末”又異矣。又，北人言“去”，如開之“去”聲，實乃“朅”字，與通語曰“去”者義同而字異。又如“打”字，歐陽永叔《歸田録》歷舉其不可解之處，“朾”本音宅耕切，不知何以變爲“打”字，作德下切，且打鐵、打釘稱“打”則可，今製一物件曰“打”，每一動作輒曰“打”，如“打坐”、“打拱”，“打”於何有？歐公頗以爲非。余謂宅耕切之“朾”字，依音理不能變作德下切，今揚州鄙人呼此音如“鼎”，江南浙西轉如“黨”，此實“朾”之音變也，而通語作德下切者，乃别一字。按“撾”字，《説文》作“”，乃舌上音。古無舌上，唯有舌頭，故“撾”音變爲德下切。正字當作“”，聲轉則爲“笪”。《説文》“笪，笞也”，音當割切，又轉而爲“撻”，皆一語之變也。至於“打量”之“打”，字應作“”。《説文》：“，量也”，音朶，轉爲長音即曰“打”矣。是故，不詳識字，動筆即錯。其所作之白話文，乃全無格律之物。欲使白話登於文苑，則識字之功宜何如？

古人深通俗語者，皆研精小學之士。顔之推在益州，與數人同坐。初晴，見地下小光，問左右是何物，一蜀豎就視，云是豆逼耳，皆不知何謂。取來，乃小豆也。蜀土呼“豆”爲“逼”，時莫之解。之推云：“《三蒼》、《説文》皆有‘皀’字，訓‘粒’，《通俗文》音‘方力反’。”衆皆歡悟。（見《顔氏家訓·勸學篇》）其孫師古作《匡謬正俗》，人問：“礪刀使利曰‘略刃’，何故？”師古曰：“《爾雅》‘略，利也’，故礪刀曰‘略刃’。”以顔氏祖孫小學之功如此，方能盡通鄙語，其功且過昌黎百倍。余謂須有顔氏祖孫之學，方可信筆作白話文。余自揣小學之功，尚未及顔氏祖孫，故不敢貿然爲之。今有人誤讀“爲絺爲綌”作“爲希爲谷”，而悍然敢提倡白話文者，蓋亦忘其顔之厚矣。

蘇州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録第二期，一九三五年鉛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