爲水，
字从之。
爲火，古之火字作
。
爲氣，天積氣也。氣作
，義與天同。
爲州，漢人書坤作
，地之大者，無逾九州，故州字重
而書作
。其餘震、兑、艮、巽，不與初文有關。蓋造字時去取各有宜耳。章太炎講
弟子王謇、王乘六、吴契寧、諸祖耿記録
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《易》八卦，以垂憲象。
《説文》九千字，小篆雜以古籀。何以偏主小篆，不專以古籀爲主？蓋古文筆畫淆亂，不能盡以六書解説，而籀文十五篇，已亡其六也。居今而言，八卦與文字未必有關，其所以首舉八卦者，大抵初造之文，有若干字取諸卦象。爲水，字从之。爲火，古之火字作。爲氣，天積氣也。氣作，義與天同。爲州，漢人書坤作，地之大者，無逾九州，故州字重而書作。其餘震、兑、艮、巽，不與初文有關。蓋造字時去取各有宜耳。
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，庶業其緐，飾僞萌生。黄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蹏迒之跡，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，初造書契。“百工以乂，萬品以察，蓋取諸夬。”“夬，揚於王庭。”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（則）［明］忌也。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，其後形聲相益，即謂之字。文者，物象之本；字者，言孳乳而寖多也。著於竹帛謂之書，書者，如也。以訖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體，封於泰山者，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
“契”者，刻畫作凴信也。古人造字，本以記姓名，立券契。爾時人事簡單，人我所需，惟此而已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載項羽之言：“書足以記姓名而已。”語本非謬。其後人事愈繁，文字之用乃廣。行文立言，皆後起之事也。倉頡初造之文，爲獨體象形與獨體指事。指事者，象形之廣義也。若兩文合而成字者，非會意，即形聲，倉頡時尚未有此。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者，“字”字，叔重訓乳，乳即産生之意。《易·屯》：“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”此字之本義也。文本無多，兩文相合，孳乳日益，遂名曰字。或謂字之一言，春秋時尚無其稱。《論語·子路》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《儀禮》：“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”名者，今所謂字也。或曰書，或曰文，於古未有言字者，稱字殆自秦始。此語不然。古人幼名冠字，字之云者，謂由名孳生之别名耳。秦以前人，已有名復有字，何得謂爲始於秦哉？古文變化綦多，“封於泰山”二語，本諸《管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，事證不詳，理或然耳。
《周禮》：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以六書。一曰指事。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可見，
、
是也。二曰象形。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形聲。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、河是也。四曰會意。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撝，武、信是也。五曰轉注。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、老是也。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，令、長是也。
小學者，兒童識字之學也。六書者，古人造字之法也。宇宙萬匯，有可以指其事而爲文者，、
之類是也。有可以象其形而爲文者，
、
之類是也。然象形、指事，可施於名物者多，可施於動作者少，於是乃有形聲、會意之例。止戈爲武，止戈者止人之戈也，語本楚莊王，謂禁暴戢兵方謂之武。然此恐是一時美談，未合初義。《書·牧誓》：“不愆於六步七步，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。”今“步伐”二字，人人沿用，竊意“武”之云者，會步伐之意而已。止者步省，戈者伐省，軍令森嚴，步伐整齊，此所謂武矣。叔重襲楚莊王之意，沿用古訓，不取異説，故云然耳。人言爲信，《三體石經》信作
，从千不从人。千人之言必可信，十口相傳謂之古，意義正同。千之古音如人，則信、
二字皆會意而兼形聲矣。轉注、假借，異説最多。余謂“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”者，兼以音義言之，考之與老，義既匪二，音復相近，此所謂轉注也。未造字時，先有語言，方音有殊，名義則一，其音或雙聲相轉，或疊韻相移，則爲更制一字，字形雖異而音義大同，雖二字，實本一字，此轉注之義也。“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”者，謂造長短之長，不造長幼之長；造命令之令，不造縣令之令。縣令發令於衆，長者長於幼小，號令之令，長人之長，即托於命令、長短之字以行也。自段氏以同聲通用釋假借，其義乃泛。信如其説，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，何必如此繁瑣哉？且文字之用，本以治萬民察百官，廣同音通用之道，勢必糾錯紛紜，不可究詰，百官乃不得治，萬民乃不得察，適足增治絲之棼耳。揆其初意，蓋以經典相承，文有音訛，不敢指斥其非，故造同音通用之説飾之。自漢以來久有此説，而不可以解六書之假借。余謂假借云者，意相引申，音相切合，義雖稍變，不爲更制一字，如令、長之類，托其事於命令之令、長短之長，引申其義，不别爲一字，然後文字不至過繁。此與轉注之例，相爲正負，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。
及宣王太史籀，箸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至孔子書《六經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傳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説。
造文字者倉頡也，正文字者史籀也。史籀大篆十五篇，至叔重時，僅存九篇。古文沿襲多訛亂，不盡可以六書解。籀文則字字可以六書解。（今《三體石經》之古文，爲叔重書所不收者，亦有可以六書解者，然不甚多。若大篆幾無字不可以六書解。）蓋文字沿用既久，勢必日趨謬誤。是正文字者，後有李斯，前有史籀。古文筆畫既少，結體亦不方正。大篆改之，爲之增加筆畫，筆畫重疊，則不易混淆，此史籀之苦心，《石鼓文》在，可證也。孔子、左氏，後於史籀，史籀爲王朝太史，是正文字之後，後人應奉爲準則，而復沿用古文者，六經中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詩》，詩除《國風》外，均史籀前書，流行民間，爲日已久，史籀不及改也。又封建時政治不能統一，史籀之力，僅及王畿千里，故其文不甚行於關東。且作書者畏大篆之繁重，故依古文以省時間耳。叔重尊壁中書，故曰其意可得而説，實不可盡説也。
其後諸侯力政，不統於王，惡禮樂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，分爲七國，田疇異畝，車涂異軌，律令異灋，衣冠異制，言語異聲，文字異形。秦始皇帝，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是時，秦燒滅經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隸卒，興役戍，官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，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絶矣。
七國文字，與春秋不同，然無特異之名，今亦不可知。（《凡將》、《訓纂》，或有七國時字。）文字異形，淆惑自生。秦既並天下，同文之舉，自不容緩。李斯等所作《倉頡篇》，今所謂小篆也。小篆之前，秦所用皆大篆。秦本周地，史籀造大篆，不行於關東，而行於關内。秦器《盄和鐘》，文字方正，略同大篆，可證也。其後秦尊視大篆，依倚以成小篆。所謂“省改”者，以大篆太繁，故略有省改耳。秦以法治，事須明白，古文易亂，不得不廢。廢古文，以其背法治，焚《詩》《書》，以其易立異，意正同也。然仍有用古文者，秦碑“及”作“乁”，二十六年，二十作“廿”，皆古文也。《嶧山碑》，
从十不从
。十、
古文也。可知秦亦有時用古文。蓋碑版美觀，用意不同耳。
自爾，秦書有八體。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蟲書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書，七曰殳書，八曰隸書。
張懷瓘《書斷》，引《吕氏春秋》“倉頡作大篆”，今《吕氏春秋》無此語，或古文亦稱大篆，事未可知。刻符文字，今於漢銅虎符見之，字體並無稍異。蟲書即所謂鳥篆，摹印者，刻璽之文。宋人摹秦璽文，見薛尚功《鐘鼎款識》，字體甚奇，書於旗幟者亦然。蓋摹印與蟲書互相混用也。署書所以題榜，殳書所以書觚。漢瓦當文，隨圓勢而結體，亦其意也。刻符殳書，字體不變。蟲書摹印，加以花紋，爲之不易，故别立門目耳。秦隸今難見，即西漢人隸書亦難見。漢碑八分有波磔。東漢初年石刻，筆勢似篆，全無波磔。與夫秦權秦量所刻，筆勢似篆而筆畫減省者，殆皆所謂秦隸矣。
漢興，有草書。
草書之原甚早，不始於漢。《論語·憲問》：“裨諶草創之。”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：“屈平屬草稿未定。”疑古人已有，惟不立專名耳。“二十”並作“廿”，筆畫連綴；“旅”古文本作“
”，而“”又變作“
”，亦取其本不連者而連之，是皆草書之濫觴也。
尉律：學僮十七已上，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爲吏，又以八體試之。郡移大史並課，最者以爲尚書史。書或不正，輒舉劾之。今雖有尉律，不課。小學不修，莫達其説久矣。
“尉律”者，廷尉所守之法律也。“諷籀書九千字”，孫淵如謂籀書有九千字，許書九千字皆籀文。然《倉頡篇》小篆僅三千字，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？段氏訓籀爲“讀”，義亦未諦。《説文》：“諷，誦也。”諷籀書九千字者，取九千字之成文，以籀文書之，令受試學童，讀而誦之耳。尉律雖定於蕭何，本多捃摭秦法。秦作小篆以前，籀文盛行，及後焚書，而官書固在，故令學童誦之以觀其習識籀文與否。逮及漢初，去秦未遠，故猶以此爲考試之標準也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但言諷書而無籀字，蓋時至漢季已漸變舊制矣。
孝宣時，召通《倉頡》讀者，張敞从受之。涼州刺史杜業，沛人爰禮，講學大夫秦近，亦能言之。孝平時，徵禮等百餘人，令説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禮爲小學元士。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《訓纂篇》，凡《倉頡》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，群書所載，略存之矣。及亡新居攝，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，自以爲應制作，頗改定古文。
孝宣去李斯作《倉頡篇》時，未及二百年，失其傳授，已不能讀，可知識字須有傳授矣。漢初，六國遺老尚存，通古文者猶多。秦焚書時，高祖已四十餘歲，應識古文。婁敬、陸賈、叔孫通輩，亦皆生焚書之前，其所徵引，皆係古文。且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，皆用古文，欲傳其學，非識其字不可，故漢初人識古文者猶多。《漢書》：“《左氏》多古字古言。賈誼爲作訓詁，誼之學，受之張蒼。”然其在漢京之日不過一年，如字字須蒼親授，恐《左傳》十八萬字，非一年之功所能爲力。是知誼本自識古文，蒼所教者，大義而已。又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“上有古銅器，李少君以爲齊桓公器，按之果然。”又《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年十歲則誦古文。”可知當時識古文者尚衆。宣帝時，故老云亡，書亦漸改爲漢隸，故識古文者絶少，乃並《倉頡篇》而不能讀。小學日衰，於是張敞、揚雄之倫，始以識字著矣。
時有六書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；三曰篆書，即小篆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；四曰左書，即秦隸書；五曰繆篆，所以摹印；六曰鳥蟲書，所以書幡信也。
奇字爲秦八體所無。莽時劉棻从揚雄學奇字，不知揚何所受？今許書載四奇字：
（無）、
（涿）、
（倉）、
（人）是也。
壁中書者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而得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；又，北平侯張蒼獻《春秋左氏傳》；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，其銘即前代之古文：皆自相似。雖叵復見遠流，其詳可得略説也。而世人大共非訾，以爲好奇者也，故詭更正文，鄉壁虚造不可知之書，變亂常行，以燿於世。諸生競説字解經，諠稱秦之隸書，爲倉頡時書，云：父子相傳，何得改易！乃猥曰：馬頭人爲長，人持十爲斗，蟲者屈中也。廷尉説律，至以字斷法，苛人受錢，苛之字止句也。若此者甚衆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謬於史籀。俗儒啚夫玩其所習，蔽所希聞，不見通學，未嘗睹字例之條，怪舊埶而善野言，以其所知爲祕妙，究洞聖人之微恉。又見《倉頡篇》中“幼子承詔”，因曰“古帝之所作也，其辭有神仙之術焉”。其迷誤不諭，豈不悖哉！
叔重依壁中書録古文，其所不録而存於今《三體石經》者尚多。叔重説解文字，一以六書爲準。古文淆亂，實有不能下筆者，故不能盡録也。又古文一字數體，故鐘鼎與《三體石經》，往往歧異，云“皆自相似”者，亦概略之辭。鐘鼎刻畫，義取美觀，字體正否，在所不計，亦如李斯作小篆，而所書碑石往往自亂其例。史籀作大篆，而自書《石鼓文》，亦不盡合六書。良以石刻本是美術，故不求字字審正爾。叔重考正文字，主於繩糾愆謬，故吐詞不得不嚴。其實可免糾彈者，唯籀文而已。壁中經實亦有誤，以尊古故，不得不爲掩飾，鼎彝愈可知已。“常行”者謂隸書，“諸生”者謂太學諸生。“斗”，漢隸作“什”，故曰“人持十爲斗”。“苛”讀如“訶”，故曰“苛之字止句也”。東漢諸儒，如此説解者多，具於緯書中。此段言東漢時人尊信隸書反對古文之狀，然亦非時人之有意爲是也。東漢人疏於史學，以漢律爲皋陶作（見《論衡》），以《倉頡篇》爲倉頡作，此類甚衆。其信隸書爲倉頡時書，亦無足怪，如無許書，妄説不知何底。許之功顧不偉哉！
《書》曰：“予欲觀古人之象。”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。孔子曰：“吾猶及史之闕文，今亡矣夫。”蓋非其不知而不問，人用己私，是非無正，巧説衺辭，使天下學者疑。蓋文字者，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。前人所以垂後，後人所以識古。故曰：“本立而道生”，“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。”
“闕文”者，别國之赴告，音義不明，不能强解，故闕之也。孔子晚年，見史官强不知之字以爲知，故歎傷之。自古文字變更，本難全識，雖聖如孔子，亦未必盡識古文。不知不問，人用己私，妄加斷議，此乃無根之談，學者所宜屏絶。自許書之後，有《字林》，有《玉篇》，有《類篇》，承學之士，依以爲準，不敢妄説。宋人侈談鐘鼎，即有“不知不問，任用己私”之病。夫鐘鼎在漢時，去古未遠，猶可什識七八。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，相距約一千二三百年，以一千二三百年不傳之學，而宋人忽妄云識之，烏可信哉！是故鐘鼎釋文，从來無一可據者。余謂今日觀鐘鼎款識者，當如外國人聽中國戲，取其節奏之美而已，不復知爲何語也。若外人强欲解釋中土戲曲，雖十人十異，必無一人能得其真意者。何者？其語不經傳授，則解之爲妄也。薛尚功以鐘鼎作法帖，認爲美術之一，此最爲有識者；若其解説文字，亦與外國人强解中國戲曲等耳！近代人又好談甲骨，甲骨真僞更不可知，即以爲真，从而釋之，其弊與侈談鐘鼎何異？觀叔重言“遵修舊文而不穿鑿”，則知宋以來之穿鑿者，皆無當於文字之學也。
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採通人，至於小大，信而有證。稽譔其説，將以理群類，解謬誤，曉學者，達神恉。分别部居，不相雜廁也。萬物咸睹，靡不兼載。厥誼不昭，爰明以諭。其偁《易》孟氏，《書》孔氏，《詩》毛氏，《禮》，《周官》，《春秋》，《左氏》，《論語》，《孝經》，皆古文也。其於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
叔重之學，受之賈逵，逵之前尚有杜林諸人，由此遠溯，更有張敞，以逮漢初諸公，以故九千字之説解，非叔重妄斷。文字之學，非傳授不可知，不用傳授，人逞己私，則適爲淆亂耳。叔重之書，異於是也。“分别部居，不相雜廁”者，所以正《倉頡》、《凡將》之雜亂也。
向來謂《説文》以小篆爲本。咸同間，鄭子尹以爲《説文》所録皆古籀，以篆文之筆勢，寫古籀之字體。其説之謬，與孫淵如等。所以不取古籀爲本者：一，古文行於人間者，廣狹不能定，多寡不可知，未可據以爲本；二，古文筆畫紊亂，不可繩以六書；三，籀文雖可以六書解析，字亦有定，然文闕六篇，故亦未可據以爲本也。然第一字亦非定用小篆，如古文籀文均有，則第一字即古文籀文矣。要之，《説文》録字兼採古籀小篆，並及漢世新造之字。如“鄯”字霍光所造，定非小篆。又如“漢”之古文今本作“
”，以漢爲大國，恐亦漢人所造，非真古文，不然則是轉寫亂之也。
許書無一字無來歷，所謂“博採通人”，通人亦有傳授，非自造也。然其間亦有難信者，如
之上从
，官溥以爲似米而非米者矢字。此説不知何據。
本辨字，古人或借作大小便之便爾。以故通人中亦有不可信者，惟大致不謬耳。
叔重所説亦有不甚明白者，如“皆古文也”句。《易》孟氏則爲漢人書，非古文。《毛詩》授至漢，非古文可知。唯《書》孔氏，爲壁中經。《周官》出於山巖屋壁，古文無疑。所稱《孟易》、《毛詩》，謂其説合於古文，非文字之爲古文也。其稱《詩》亦涉及三家，《春秋》亦有據《公羊傳》者，不盡古文。惟稱引《左傳》者曰《春秋傳》，稱引《公羊傳》者曰《春秋公羊傳》，以此爲别耳。
《史籀篇》、《倉頡篇》四字爲句。《凡將》、《急就》或七字，或三字。後之《千字文》，亦成句協韻。小學教學僮，本當如此，皆取其易於上口也。許書“分别部居”，與諸書不同，蓋以辨六書，明構造，體例不得不異。今人通稱研究許書者曰小學家，而大學學生，盡有不通小學者。豈徒大學生，即昔之翰苑侍从，不通小學者亦甚多。蓋古時小學，教人識字，以當時之文字爲本。今小篆變而爲楷書，古之小學，反須大學研究，亦無足怪。且許氏書本與小學不同，其書可觀不可讀，《史籀》、《倉頡》外别樹一幟。故論小學之正，仍以《史籀》、《倉頡篇》爲合。唯解明古書，非《説文》不可。其書至今不廢。而《史籀》、《倉頡》，不存於今者，人謂《急就》以寫章草，許書以刻印章，故皆得保存，恐亦未然。《倉頡篇》亦可刻印，何以被廢哉？許書所以不廢者，人之求智，不肯自域，識字之後，進而明其構造，不得不求之於此，此所以傳習至今也。
今人反對許書者，多以鐘鼎、骨甲爲辭，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時，僅二三百年，師師傳授，信而有徵。而鐘鼎文字，近代最先講解者爲歐陽永叔之《集古録》，歐陽於篆書未能精理，楊南仲、章友直、劉原父助之成書。楊識小篆，《嘉祐石經》，即其手書，然許書以外之古字，斷斷不能盡識。章亦略明小學，許書之外，究亦無从知也。劉於文字之學本疏。以此言之，《集古録》之所釋，其字未見《説文》者，皆不可據。其後吕大臨《考古圖》，《宣和博古圖》，王俅《嘯堂集古録》，皆宋人集録鐘鼎完具之書，然其解釋文字，大氐望氣而知，如今人看油畫然，筆畫多少，不暇問也。清人略變其法，往往以六書分析，要亦無所依據。夫字必先識音、義而後可解以六書；非先講六書構造，然後識其音、義也。許書次第，先釋字義，次言从某从某，明構造須在識字義後。如不識字義，先以六書解之，以此作彼，何嘗不可？且如“元”訓“始”也，从一从兀聲，今若未識其字，改云从二从人，與仁同意，亦何不可？就使竟以“元”爲“仁”字，亦何不可哉！“患”从串聲，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，謂“一中爲忠，二中爲患”，仲舒不識“串”字，以爲“二中”。凡先言六書構造而後定其字義者，皆此類也。故憑六書以識字，或爲甲，或爲乙，人各不同，病如摸象。此講鐘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無一同也。求學之士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不得强不知以爲知。如學外國語然，設無傳授，何从而知之乎！金石刻畫，本美術之事，筆畫不必審正。上述史籀、李斯事，義已明矣，以故鐘鼎自鐘鼎，許書自許書，不得因許有徵引，强以相蓋。又豈得信今人之妄談，而遽生詆議哉！
蘇州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録第一期，一九三五年鉛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