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太炎先生講文章流别

諸祖耿

向來論文，有《文心雕龍》一類的書，今天，可以不必依照他們去講。

大概最初的文章，都是有韻的。譬如《堯典》之類，叙事也須用韻，後來漸漸變爲散文。春秋以前，完全叙事還叙不來。《尚書》叙事，一篇中偶有一二段。完全叙事的，很少很少。把《尚書》和漢碑相比，覺得很是相像。就《堯典》而論，語不質直，都是概括的稱贊。和漢碑很相像，漢碑的體例，一件事狀之後，總是加上幾句考語，《堯典》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最初的叙事是叙不來的。到了《春秋》，方才能够叙事。議論最初已有，《尚書·皋陶謨》便是。古人喜歡用韻，從《皋陶謨》到商周《誥》《誓》，還不大有韻。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中的議論，語帶駢儷。到了漢朝，竟有用韻來做議論文的。大約叙事文在春秋時代方算成立，議論文在七國時代方算成立。漢朝議論文没有進步，反而退步。奏議擅長，議論文用韻，便不擅長。此後魏晉之間，論比漢好。名理精微的地方，漢人不及魏晉。所以清談雖然有弊，從名理之文内容精深一點上看來，未始没有益處。

叙事議論之外，還有一種文章，一般人不大留意。這種文章，不是叙事，也不是論議，是一種排比鋪張的文章。《禹貢》不能算做叙事文，《周禮》每一官下，有許多的排比鋪張，這一種，只可叫做“數典”。尋常文章，不外乎叙事議論，至於數典一類，尋常人不大會做，史中的志，便是屬於這一類的。

無韻的文章是一類，有韻的文章又是一類。有韻的文章，在古人只有詩。由詩生賦，以及箴銘哀誄等等。箴向來便有韻，銘卻未必有韻，這都是在詩的範圍以外的，總之，都是韻文。我想無韻的可以分爲三種：一叙事，二議論，三數典。有韻的可以分爲詩箴銘誄等等，列舉項目，不勝其繁，任昉《文章緣起》，分做八十多類，我以爲不必如此的繁。

文章的體裁，大概如此。現在再講一講文章的剛柔强弱，和國勢民情的關係。

一代有一代的文章，當時看了很好，過後或許不以爲然。周以前材料缺乏，好壞無從評起。就周朝一代而論，周文經過三變。周初，口説的議論少，只有《周禮》一部，完全是數典的文章。到了春秋，三種都很像樣。關於國勢，春秋是微弱不振的時代，所以文章和平而帶有柔性。戰國時代的文章，便變爲剛性了。從戰國到秦代，剛性更加厲害，每篇文章，都是虚字少而語句斬截。漢文比秦文稍覺寬和，但是氣魄洪大，總是帶有剛性。東漢還是如此。到了三國，漸漸由剛變柔，曹操、諸葛亮的文章，還是帶有剛性。他們語句不多，篇幅短小。後來中國衰弱，局勢分碎，晉文便變爲柔性。假如借日人“壯美”“優美”的話來講，從戰國到三國，是壯美的，晉代便是優美的了。國勢如此，文章亦然。南朝富有柔性，北朝似乎兩樣一些，但是剛性仍少，一直到了唐朝，才由柔性變爲剛性。這種情形，並非起於韓昌黎，昌黎以前的駢體，已是具有剛性的了。燕許大手筆，即可作爲證據。當時國勢强盛，所以文章都是詰屈聱牙，直至韓柳，總是如此。當時昌黎以爲好的文章，别人没有稱之爲壞的。譬如李觀、樊宗師一流，文章都是詰屈聱牙，唐人都是以爲好的。昌黎以下，有皇甫湜、孫樵，都是如此。氣魄當然昌黎最大，後來的人，都及不上他，但是都帶剛性，這是同一的。經過五代破碎的局面，到了宋代，國勢仍舊衰弱。柳開、王禹偁，才力薄弱，算不來好的作家。和歐陽修同時做文章的，有尹師魯（洙），他比柳開要略勝一籌，他和蘇舜欽、宋祁，都帶一些剛氣。蘇舜欽的境遇，和柳柳州相近，文亦近柳。宋祁是學昌黎的，所以，亦帶一些剛氣。然而這三人的文章，宋人並不喜歡，所以歐陽修的文章，得到通行，他們三人，卻不通行了。歐和尹、蘇，恰巧立於反對地位。歐文純是優美的偏於柔性，曾鞏、蘇軾，十分剛氣的文章都没有。宋朝的國勢，和晉朝相差不遠，所以文章都是柔性。所可分别的，不過晉含駢，宋少駢而已。宋人喜歡委宛，不喜歡倔强，和唐文截然不同。後人稱唐宋八家，實則宋的六家，和韓、柳截然不同，所同者，在不做駢體罷了。當時歐陽修反對太學生劉輝，因爲劉輝的文章中有“天地豁，萬物軋，聖人茁”等生硬的句子，所以深惡痛絶。這種文章假如叫宋祁或韓愈去看，他們一定稱贊。假如樊宗師生在宋朝，歐陽修定要痛駡。唐人以爲韓愈的文章好，略帶一些柔性，便不喜歡。陸宣公的文章，委宛詳盡，受後代人的稱贊，但是和唐人是不相宜的，所以當時没有稱贊他的。反而言之，當然尹、蘇的文章，宋人要不喜歡了。國勢强，文氣便剛，一般人也喜歡剛强的文章；國勢弱，文氣便柔，一般人亦厭惡剛性的文章。明初文章，盛行一種老生常談而有陳腐不堪的台閣體，由此一變而爲李空同、何大復，他們詩好，文卻不好。他們要想文學秦漢，其實那裏學得到。即使學得，也未免舉鼎絶臏，面紅耳赤，没有自然的態度。明七子的文章，便可以代表明朝的國勢。明朝比漢朝比不來，比唐朝也比不來，比六朝宋朝，卻綽乎有餘，對於屬國，架子擺得很大。明朝以前，無論那一朝，没有故爲尊嚴，擺出大架子的。舉一個例來説，譬如朝鮮、安南，明朝的天使到時，不肯走進他們的城門，必定要架了天橋，從天上下來，表示上國的威風。對於南洋小國，架子更大，小國對於明朝，又有“代身金人”的崇奉。明朝强迫滿人自稱“奴才”，對待南洋小國，亦是如此。明朝的架子，比較漢唐，真是大了好幾倍，但是，實力不如。明七子的文章，亦是如此，架子雖大，實力不充，這是他們根本的弊病。這種文章，行了一百多年，當時以爲不差，過後便不甚注意了。歸震川的文章，和明朝没有關係，卻開了清朝一代的風氣。清朝國勢很强，但是，這不是漢人的勢力，所以漢人的文章，没有剛性。魏叔子是明朝的遺民，他的文章，帶有剛性，清朝人卻不喜歡。説他不甚乾淨。其實漢人願意爲奴，所以喜歡柔性，魏叔子不然，所以人家不喜歡。曾滌生出來，文即兩樣。奴雖仍舊是奴，正如《史記》所説的“桀黠奴”，奴的力量，幾乎可以壓倒主人，他的文章，便帶剛性。其餘“桐城”“陽湖”，都是柔性的。以此可見文章的忽而重柔，忽而重剛，完全關於當時的國勢，關於一己的能力。從春秋到現在，一些也没有例外的。至於批評的時美時惡，也如衣服之時髦與否一樣，或大或小，或長或短，隨著當時的眼光而定，理由是説不出來的。清朝自從曾滌生以後，文章雖然仍帶柔性，但是，吴摯甫之流，即稍有剛性了。當時滿人勢力漸衰，漢人漸漸强盛，所以比較方望溪、姚姬傳便有剛氣。文章因乎國勢民情，真是一毫不爽的。至於駢文散文，只是表面上的分别，和剛柔不相干。唐人散文剛，駢文亦剛。宋人散文柔，四六文更柔。所以，駢散之分，只是表面，和剛柔是不相干的。

近來講文學的人很少，駢散之爭亦没有。在清朝末年，這是很利害的一番爭論。阮芸臺以爲駢文是文章的正宗，矯向來重散不重駢之弊。其實這是無理取鬧，不足深論的。我們須得知道，駢文散文，有不能相符之處，譬如數典文都是儷語，不是儷語，便看不清楚，這是文章上不得不然之勢。至於直叙，斷乎無須儷語，譬如《春秋》《儀禮》，斷乎不能用駢文來做。阮芸臺不懂這層道理，單説駢文是正宗，抬出孔子來壓服人家，以爲孔子作《文言》，文是駢體，所以必須駢體方得算文，其實這是壓不來的。何以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一句也不用駢語呢？他不知道相宜不相宜，所以如此胡説。《易經》雖非數典，但是陰陽相對，吉凶相對，正和非正相對，所以可用駢語。譬如我們有兩隻眼睛，兩個耳朵，同時還有一個鼻子，一張嘴巴，我們究竟把那一件叫做正宗呢？駢文的開端，要算《周禮》，《文言》是駢，《老子》之類，有時也有駢語。但這種只可叫做儷語，到底不能叫做駢體。有人説鄒陽《上梁王書》是駢體，其實還不是駢體，直到《聖主得賢臣頌》才可以算真的駢體。四六文到庾子山、徐孝穆才漸漸開端。以前雖然有一兩句，只是偶然的逢著，不是有意的去做，孔融《薦禰衡表》：“鈞天廣樂，必有奇麗之觀；帝室皇居，必畜非常之寶。”這兩句真是四六。假如《後漢書》不載這文，後人必定疑爲僞造。這種體裁，當時並不通行。到齊梁之間，才漸漸發展成熟。所以四六的成立，總要推徐庾二家。後來繼承的人，是晚唐的李義山，燕、許還不是四六。宋人便都走這一條路了。清末爭論的人，著眼於駢散之分，四六卻不在其内，不知道駢和四六，亦是兩樣。唐人如韓昌黎不做駢文，柳柳州卻很有駢文。又如吕温（化光），他的駢文，和晉人相近，當時柳柳州、劉夢得都很稱讚。韓、柳和宋人所共同反對的，不是駢體，實是四六。所以我們不得不把駢和四六，劃清界限。姚惜抱和李申耆是師生，他們卻起了一番重大的爭執。姚選《古文辭類纂》，李選《駢體文鈔》和他反對。在實際上，他們各有不能成立之處，既云古文，便需都選古文；唐人古文已是很少，到了歸震川，何嘗可以稱爲古文。所以，我以爲姚惜抱的《古文辭類纂》，叫做“散文辭類纂”則可，叫做“古文辭類纂”則不可。試問劉海峰的文章，有什麽古呢？李選《駢體文鈔》，竭力推尊駢體，把賈誼《過秦論》，太史公《報任少卿書》，都算駢文；《文選》中的文章，亦選了許多；徐、庾、温、邢，亦統統選入。試問徐、庾一派，漸漸走入四六一路的，和賈生、史公氣味如何合得上？所以事實上不免叫做“四六文鈔”。姚選前一段好，唐以前是古文，唐以後是散文，明以後到劉海峰，簡直算不得文章。李選亦然，梁以前是駢體，梁以後只好叫做四六。他們各有拖泥帶水之處，自然各不相服。假如截去下段，兩方便無可非議了。《説文》引“一莖六穗于庖，犧雙觡共觝之獸”，小徐《説文繫傳》駁他説：“屬對精切，始自陳隋。”可見梁以前駢體還是散漫，不像後來四六的精研。這便是駢和四六之分，小徐很能知道，不知李申耆何以不知！以前的駢文，似對非對，譬如《易經》《文言》：“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”“體仁”與“利物”，“嘉會”與“貞固”，並非動字對動字，名字對名字。不過語句整齊而已，何嘗字字相對？直到齊、梁還是如此，宋人歐、曾、蘇、王，亦是如此。但是，迷信四六的人，便不是如此了。譬如王子安《滕王閣序》：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”並非如宋人四六，天文對天文，植物對植物。葉大慶《考古質疑》卻以爲“落霞”是蟲名，所以可對“孤鶩”。迷信四六，便有這樣的妄論。流弊及於説經，高郵王氏，説“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”；“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”，以爲“堂”須對“梅”，當是“棠”字，這和“落霞”蟲名的話，不是差不多嗎？所以，把宋人的四六文，清人的試帖詩，强以衡斷古人，這是不對的事。不懂古今文章變遷大勢，便有這樣的弊病。其實駢和四六，散和古文，都有界限。歸、方、劉三家不能稱爲古文，正如現在報章體散文不能稱爲古文。諸君須知！宋以後的四六，不能稱駢文；近來的報章體，不能稱爲古文，所謂界限者，即在於此。

原載《蘇中校刊》第六十九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