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太炎先生講
吴大琨、陸希齡、蔣錫琴記
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，太炎先生蒞校演講，吴君大琨、陸君希齡、蔣君錫琴任記録。後三君以講稿示余，余因根據先生原講，補所未録，另繕是篇。九月二十六日諸祖耿識。
到這裏來，才知道這裏是范文正、胡安定講學之所，在時間上有久長的歷史。全國學校，像這樣有久長的歷史的，恐怕數目不多，因此引起我濃厚的感想。
在蘇州前輩先生中，范文正當然是第一流人物。所以這次我來講學，首先提出范文正、顧亭林兩位先生，作爲立身行己爲學做事的標準。此地是范文正、胡安定“過化存誠”之所，當然更須提出來特别講講。
當時范文正請胡安定到這裏來辦理教育，安定首先提出“經義”、“治事”兩項，作爲爲學的方針。何以不提出“修身”來講一講？依我揣測，“經義”可以包括“修身”，就“治事”而論，亦非“修身”不可，所以只須分講“經義”、“治事”兩項便好了。
原來學問類别，不外“經義”、“治事”兩項。“經義”所包甚廣，史學亦包括在内，可以説“經義”即是學問全部。至於“治事”，便是所謂辦事。有了學問，當然非託之空言，要在見之實行。所以“治事”一項，亦很重要。後來亭林先生，對於這兩項，可以説兼擅其長。以後的學者，便不能兩者俱備了。蘇州的經學，向來有名，惠氏父子，可以作爲代表。“治事”像馮桂芬之流，亦還可以。不過他們都不能兼擅兩者。惠氏只知治經，其餘一切不管；馮氏只知在地方上興利除弊，對於國事，不加過問。這都是他們的短處。當時安定設教，對於“經義”“治事”兩項，究竟辦法如何，現在無從考見。大約“經義”方面，口説的多，成文的少，所以説經之文不傳，傳的亦不十分精博。“治事”方面，亦無特别事項，給我們知道。只知道他對於禮節的訓練，非常嚴厲。記得徐仲車（積）初見安定，頭部微微帶一些傾側，安定馬上厲聲對他，説：“頭容直！”仲車由此凜然，悟得非但頭容要直，心亦要直。這種情形，亭林還有一些兒氣味。至於惠、馮，無論“經義”、“治事”，都在書本上著力，見之於行事的，已不甚多；對於身心修養上的種種，更不遑顧及了。現在的時世，和往昔不同。但是，所變换的，只是外表的粗迹。至於内在的精義，是亘千載而没有變换的。所以，古未必可廢。所着重的，在善於推闡。假使能夠發揮他的精義，忽略他的粗迹，那末，以前種種，未必無補於現在。
一般人的意見，往往把經學史學，分而爲二。其實經是古代的史書，史是近代的經書，二者本來是一致的。我們之所謂“經”，當然和耶佛天方不同。我們之所謂“經”，等於現代一般人所説的“線裝書”。線裝書上所記載的，是非美惡，成敗利鈍，在在和現在有關。我們不得不去注意。《尚書》當然是史，禮經、樂書，等於史中之志；《春秋》便是史中紀傳，不過當時分散各處，體例未備。到司馬子長作《史記》，才合而爲一，有紀有傳，有志有書。所以，史即經，經即史，没有什麽分别。現在我們假如單單講經，好像没有用處；單單講史，亦容易心粗氣浮。所以，我的意思，非把兩者合而爲一不可。研究經的方法，先求訓詁文義，進一步再探求他事實上的是非得失。至於如何應用，那末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在於各人的自得。而且時勢不同，應付亦異，這是講不了的。
在現在學校制度之下，經能講，史不能講。這因爲學校制度根本不完善的緣故。經的書本少，講來還不困難，但是在現在的大學裏面，還只能講一些概論之類。至於史，總數幾乎二三十倍於經，卷帙繁多，如何講得！於是不得不取巧一些，講一些研究法。其實這根本是欺人之談。試問未看全書，所謂研究，何從説起？我以爲史的文理易明，不像經的訓詁難通。費三年之功，一部廿四史，即可看全。這一門，宜於自修，不宜於講堂上講解。所以，我以爲現在學校，有兩件事應當認真去做，一是由學生自修，一是請教師講解。一種學問，先後有條理可尋，非先通一關，第二關決難通過的，這一種，非請教師講解不可，譬如各種科學，以及以前所謂“小學”之類都是。至於書籍衆多，没有條理可尋，並且他的功用，在乎作用而不在乎條理的，這一種，不須講解，只須各人自己觀覽即可。以前的學校，叫做書院，其實相當於現在的圖書館。書院中預備了許多圖籍，使得學生可以自由閲覽。再聘請一位掌院或是山長，常駐院中，遇有疑難，可以請問。這種情形，學生有自得之樂，教師無講演之勞，在事實上很是合理。假如這一項學問，書雖少而理卻深，非經教師講解，不能明瞭，這便須採用現在學校的講授制，師生聚集在一處地方，按照次序講授去了。所以，我以爲學校和圖書館，兩者不可偏廢。講求學問的方法，大約不出於這兩種。
以上是關於“經義”一方面的話，現在再講“治事”。“治事”——辦事——本是多方面而且極活動的，非實地練習，不能知道處置的方法。譬如要學軍事，便須到軍隊中去，當排長，當連長，假如僅僅在講堂上讀一兩種書，試問有什麽用處？政事亦然。單靠書本上的智識，不是崇拜著西洋各國情勢隔膜的制度，便是拘泥着東方古代早已過去的陳規，總是没有用處。即使自己研究了很深很深，胸中了然，筆下超然，著了許多政治上的書籍，還是無用。爲什麽呢？因爲政治是千頭萬緒，而且刻刻隨了時勢環境變化的。譬如現在局勢混亂，你若想從政治上着手整理，假如單單依靠自己讀書，那末即使翻盡《文獻通考》之類，還是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做起，所以政治一項，最要緊的，是親自埋頭幹去。在幹的中間，積蓄你如何如何的經驗，決非在書本上講堂内，隨便看看談談，可以了事。況且，時勢變遷，現代斷然不能復爲古代，古代書籍，即使現在看來，句句都好，到底從那一件做起，還是問題。所以，平時讀書，只好算積蓄材料，用時還須自己斟酌。譬如商店，資本大，貨物多，顧客一到，可以從容應付。假如守著一兩種書，便以爲天經地義，牢不可破，這種固執不化的情形，怎樣可以通方致遠？所以，關於“治事”一項，學校教師，應當領導學生，親自幹去，在幹的中間，求得切實的經驗。學生不但應當在教師堂上聽講，在自己室内看書，還須多做游歷的工夫。以中國而論，地方大，風俗異，此地相宜，那邊不相宜，這種情形，書上記載簡略，非實地考察，斷乎不能了然。關於“治事”，我以爲應得如此做去。假如不能，充其極，亦不過做到馮桂芬之流而已。
一個人要兼擅“經義”——學問——“治事”——辦事——兩者，是不容易的。前面所講的顧亭林，還只能做到六七分，不能説完全做到。他講到學問，總是經和史連講，講到“治事”，非但明白當代的掌故，走過的地方，亦是不少，以此很能知道各處不同的風俗人情。兩種兼擅，方才成功現在我們大家知道的顧亭林，這是很不容易的！
“經義”“治事”兩項，實在可以包括一切。但是古代和現在不同，我們當然要把他推廣言之。不能守着以前的方法，便算滿足。即使現在范文正、胡安定復生，到此地來當校長，做主任，也決計不會守着陳舊的方法，便算滿足的。“經義”一門，要推廣言之；“治事”一門，也要多想方法。
總之，學校裏的教課，固然是學問；自己個人的自修、閲歷，亦是學問。走一步，見一人，無往而不是學問。假如單單守著學校裏的教課以爲學問，那末，一定會得使你感到十二分的缺乏的。以前子路説過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”這話並未講錯。從古到今，有一種人痛恨俗吏，痛恨官僚，但是自己講論政治多年，一旦擔任職務，往往不能及到他們。這個原因，便是一在空論，一在實習。所以，我以爲講到實用，學問不過占三分之一的力量，三分之二的力量是靠自己的練習。子路的話，並未説錯，不過略嫌過分一些罷了。以前安定設教，“經義”之外，另外提出“治事”一項，這是他獨具隻眼的所在。現在我們不知道他當時如何辦法。或者當時出校以後，更有補救的方法，亦未可知。否則“治事”是教不完的。
因爲此地是安定首先提出“經義”、“治事”兩大類别的地方，所以我今天才如此的講。總而言之，現在教育的界限要放寬，那末才可以完成九百年來這兩句話的大用處。
原載《蘇中校刊》第六十八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