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。”《周禮》：“司常掌九旗之物名，各有屬，以待國事。”鄭注：“屬，謂徽識也。”徽，即小旗，古人插之於身。《説文》有職而無幟，於是了然於設常之義。又《説文》：“斦，二斤也。闕。”大徐音語斤切。余謂質從斦，必爲斦聲。《九章筭術》劉徽注：張衡謂“立方爲質，立圓爲渾”。思立方何以爲質，乃悟質即斦，今之斧也，斧形正方而斜。《九章》中謂爲壍堵形。斤本作“
”，小篆變，乃作“
”。兩斧壍堵形顛倒相置，成立方形。立方爲質者，此之謂也。“斦”當讀“質”，非語斤切。由此確然以信。凡此之類不勝舉，皆斯時所補也。諸祖耿
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，本師章公寓蘇州十全街“曲石精盧”，爲乘六、澐秋、仲犖、希泌諸兄道此，祖耿得從旁記之。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識。
余今日須爲弟輩道者，一治學之功夫，二治學之志向也。
余家無多書，年十四五，循俗爲場屋之文，非所好也。喜爲高論，謂《史》、《漢》易及，揣摩入八比，終不似。年十六，當應縣試，病未往，任意瀏覽《史》、《漢》。既卒業，知不明訓詁，不能治《史》、《漢》，乃取《説文解字》段氏注讀之。適《爾雅》郝氏《義疏》初刊成，求得之，二書既遍，已十八歲。讀《十三經注疏》，闇記尚不覺苦。畢，讀《經義述聞》，始知運用《爾雅》、《説文》以説經。時時改文立訓，自覺非當。復讀學海堂、南菁書院兩《經解》皆遍。二十歲，在餘杭，談論每過儕輩，忖路徑近曲園先生，乃入詁經精舍。陳説者再，先生率未許。後先生問：“《禮記·明堂位》‘有虞氏官五十，夏后氏官百，殷二百，周三百’鄭注：‘周三百六十官。此云三百者，記時冬官亡也。’冬官亡於漢初，周末尚存，何鄭注謂冬官亡乎？”余謂：“《王制》‘三卿’‘五大夫’，據《孔疏》，諸侯不立冢宰、宗伯、司寇之官。有小司徒、小司寇、小司空、小司馬、小卿，而無小宗伯。故大夫之數爲五而非六。依《周禮》當減三百之數，與冬官存否無涉也。”先生稱善。又問：“《孝經》‘先王有至德要道。’先王誰耶？鄭注謂先王爲禹。何以孝道始禹耶？”余謂：“《經》云‘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’者，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。夏后世襲，方有政治上之孝道，故孝道始禹。且《孝經》之制，本於夏后，‘五刑之屬三千’，語符《吕刑》，三千之刑，周承夏舊，知先王確爲禹也。”先生亦以爲然。余於同儕，知人所不知，頗自矜。既治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爲《叙録》，駮常州劉氏。書成，呈曲園先生。先生摇首曰：“雖新奇，未免穿鑿，後必悔之。”由是鋒鋩乃斂。時經學之外，四史已前畢，全史局本力不能得。賴竹簡齋書印成，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，潛心讀之。既畢，謂未足。涉《通典》四五周，學漸實。三十後，有著書之意。會梁卓如要共革命，乃疏書卷。及亡命東瀛，行篋惟《古經解彙函》、《小學彙函》二書。客居寥寂，日披大徐《説文》。久之，覺段、桂、王、朱見俱未諦。適錢夏、黄侃、汪東輩相聚問學，遂成《小學畣問》一卷。又以爲學問之道，不當但求文字，文字用表語言，當進而求之語言。語言有所起，人仁天顛，義率有緣。由此尋索，覺語言統系秩然。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，今獨體象形見《説文》者，止三四百數，意當時語不止此。蓋一字包數義，故三四百數已足。後則聲意相邇者，孳乳别生，文字乃廣也。於是以聲爲部次，造《文始》九卷。歸國後，葉奂彬見而善之，問如何想得出來。畣日讀《説文》，比較會合，遂竟體完成耳。民國二年，幽於京師，捨讀書無可事者，《小學畣問》《文始》初稿所未及，於此時足之。《説文》：“臑，臂羊矢也。”段氏不解，改“臂羊矢”爲“羊矢臂”。孫仲容非之，謂“羊”或“美”之訛，“矢”或“肉”之訛。余尋醫書《甲乙經》，知股内廉近隂處曰“羊矢”，方悟“臂羊矢”義。又《説文》：“設，常也。”段亦不解。余意“設”、“職”同聲。《説文》：“職，記也。”《周禮》：“司常掌九旗之物名，各有屬，以待國事。”鄭注：“屬，謂徽識也。”徽，即小旗，古人插之於身。《説文》有職而無幟，於是了然於設常之義。又《説文》：“斦，二斤也。闕。”大徐音語斤切。余謂質從斦，必爲斦聲。《九章筭術》劉徽注：張衡謂“立方爲質，立圓爲渾”。思立方何以爲質，乃悟質即斦，今之斧也，斧形正方而斜。《九章》中謂爲壍堵形。斤本作“”，小篆變，乃作“”。兩斧壍堵形顛倒相置，成立方形。立方爲質者，此之謂也。“斦”當讀“質”，非語斤切。由此確然以信。凡此之類不勝舉，皆斯時所補也。
方余壯時，《公羊》之説盛行，余起與之抗。然瑣屑之談，無豫大義。出都後，卜居滬上。十餘年中，念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語殆非實。孔子删詩書，正禮樂，未加一字。《春秋》本據魯史，孔子述而不作，倘亦未加一字。一日，閲彭尺木書，知蘇州有袁蕙纕者，言孔子以魯史爲《春秋》，未加筆削。心韙之，至蘇州，求其書不得，人亦無知之者。又葉水心《習學紀言》，亦言《左傳》有明文，孔子筆削者無幾。“天王狩於河陽”，史官諱之，非孔子筆也。於是知孔子之《春秋》，亦如班固之《漢書》，非爲褒貶作也。褒貶之談，起於孟子。孟子謂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，非謂爲亂臣賊子作《春秋》也。大氐古人作史，以示君上，非爲平民。司馬温公作《通鑑》以進神宗，其事可證。三《傳》同有“弒君”、“稱君”、“君無道也”文。《穀梁》謂“稱國以弑君，君惡甚矣”，太史公自序亦謂“有國者，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讒而弗見，後有賊而不知。爲人臣者，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經事而不知其宜，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爲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之名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秋》之義者，必陷篡弒之誅，死罪之名”。人君讀《春秋》，鑑往事，知爲君之難，必多方以爲防。防範多，斯亂臣賊子懼。喻如警備嚴明，盜賊自戢。若書名以示貶，如朱晦庵之《綱目》，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？歷世説《春秋》者，杜預爲可取，餘皆愈説愈遠。啖助、趙匡、胡安國輩，均不可信。昔崔浩作《國書》三十卷，立石以彰直筆，後遭滅族之禍。孔子而若浩，不畏滅族之禍耶？太史公銜武帝，其書仍稱“今上”，未貶名號。《春秋》於舉事過當者，書之曰“人”。人本人也，無可非難。自啖、趙至胡安國，惟葉水心説《春秋》不謬。明高拱作《春秋正旨》，拱有經國致用之才，語亦可準。
《尚書》誦習多年，知其難解。江艮庭、孫淵如所説，文理前後不通，喻如吴某演説，三句之後，意即旁騖。余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，則依《爾雅》解《尚書》，當得其真。《爾雅》一字數訓，前人守一訓以爲解，無或乎其難通也。意者《爾雅》本有其訓，釋書者遺而不取，故《尚書》難解乎。《無逸》“康功、田功”，《釋宫》：“五達謂之康。”則康功者，路功也。《盤庚》“用宏兹賁”，《大誥》“敷賁”，語均難通。《釋魚》：“龜三足賁。”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，則“用宏兹賁”者，用宏此龜也。“敷賁”者，陳龜也。康爲路，賁爲龜，《爾雅》明著其訓，釋書者遺之，遂不可通。以故余所著《古文尚書拾遺》似較前人爲勝。
《春秋》專論大義，《尚書》務通訓詁，拘囚北京而還，説經主旨如此。
余常謂學問之道，當以愚自處，不可自以爲智。偶有所得，似爲智矣，猶須自視若愚。古人謂“既學矣，患其不習也。既習矣，患其不博也。既博矣，患其不精也”，此古人進學之方也。大氐治學之士，當如童蒙，務於所習，熟讀背誦，愚三次，智三次，學乃有成。弟輩儘有智於余者，功夫正須爾也。
余幼專治《左氏春秋》，謂章實齋“六經皆史”之語爲有見。謂《春秋》即後世史家之本紀列傳。謂禮經、樂書，仿佛史家之志。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本爲同類。謂《詩》多紀事，合稱詩史。謂《易》乃哲學，史之精華，今所稱社會學也。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，《公羊》之説，如日中天，學者煽其餘焰，簧鼓一世。余故專明《左氏》以斥之。然清世《公羊》之學，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。康有爲倡改制，雖不經，猶無大害。其最謬者，在依據緯書，視《春秋經》如預言，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説不止。民國以來，其學雖衰，而疑古之説代之，謂堯、舜、禹、湯皆儒家僞託。如此惑失本原，必將維繫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。國亡而後，人人忘其本來，永無復興之望。余首揭《左氏》以斥《公羊》，今之妄説，弊更勝於《公羊》。此余所以大聲疾呼，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。
《説文》之學，稽古者不可不講。時至今日，尤須拓其境宇，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，無一不應究心。清末妄人，欲以羅馬字易漢字，謂爲易從。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，暴者乘之，舉族胥爲奴虜而不復也。夫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，所不與他國同者，歷史也，語言文字也。二者，國之特性，不可失墜者也。昔余講學，未斤斤及此；今則外患孔亟，非專力於此不可。余意凡史皆《春秋》，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。尊信國史，保全中國語言文字，此余之志也。弟輩能承余志，斯無愧矣。
原載《制言》半月刊第二十五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