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炎先生講
諸祖耿記
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無錫國學專門學校
理學之範圍甚大。今日講學，當擇其切於時世可以補偏救弊者而提倡之，所謂急先務也。吾今所講，分爲二目：一爲國人同所需要之學，一爲無錫特宜注重之學。
吾嘗謂理學之名，不甚妥當。宋世稱道學，明代稱理學，姚江則稱心學。宋人反對朱晦庵者云無一實者謂之道學。可見當時不以道學爲嘉名。姚江以爲理在外，心在内，故不稱理學而稱心學。吾意理云心云，皆有可議。立身之道，發乎情，不能一斷以理。一國有其禮法，一鄉有其風俗，皆因情而立制，不盡合於理也。心學之名，較精確矣，然心學末流，昌狂妄行，不顧禮法，正爲其專趣高明之故。吾謂當正其名曰儒學。儒家成法，下學而上達，庶無流弊。
孟子、荀卿立言不同，而並稱大儒。漢儒傳經，師承有别，而其學有統。仁、義、忠、信，是其統也。即隱逸一流，亦卓然以德操名世。若三國之管寧，所居左右，無鬥訟之聲，禮讓移於海表。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餘年，未嘗箕股。此不可不謂之真儒，顧後世鮮有誦法者。東晉有顔含，兄死而復生，闔家營視，雖母妻不能無倦，含絶棄人事，躬親侍養，足不出户者十三年。郭璞嘗遇含，欲爲之筮，含曰：“年在天，位在人。修己而天不與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無勞蓍龜。”此亦可謂知命之君子矣。子性緜延，有之推、師古之通學，真卿兄弟之風節，皆儒之高行，豈必學道，然後成其德性哉！今若以儒學爲名，此人皆可入選也。
所謂理學，門户紛歧。在宋即有朱、陸之異派。其實何止朱、陸，晦庵本與吕東萊相契，其後以東萊注重功利，漸與分途。顧論學雖不合，論交則不替。至於修己治人之道，彼此亦非相反也。明儒派别更多，王陽明反對朱學，陽明弟子又各自分派，互相反對。陽明與湛甘泉爲友，其爲學亦相切磋，其後王講良知，湛講天理，門庭遂别。王、湛之學，合傳於劉蕺山。然蕺山於甘泉不甚佩服，於陽明亦有微詞。其後東林派出，不滿於朱學，亦不滿於王學。而高景逸近於頓悟，景逸訾蕺山爲禪，顧不自知其學亦由禪來也。凡此數家，學派雖不同，立身之道則同。儒家之學，本以修己治人爲歸宿。當今之世，講學救國，但當取其可以修己治人，不當取其談天論性。談天論性者，在昔易入於佛法，今則易入於西洋哲學。若以修己治人爲主，而命之曰“儒學”，則宋明諸家門户之見，都可消除，而教人自處，亦易簡而有功矣。
宋儒范文正、胡安定講學吴中，立“經義治事齋”，其學貴乎實習實用。同時司馬、二程，以及南宋薛季宣、葉水心，皆以修己治人爲學爲教。近世顧亭林、陸桴亭，亦專心實學，不尚玄言。桴亭雖未嘗反對性天之説，亭林則斥理學家爲明心見性之儒矣。此八君子，若生於今日，則其事功必有可觀，教化亦必有效也。
自侈談性天者外，更有一派，以爲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。此亦有流弊，亦非今日所宜提倡也。儒者竟以一物不知爲恥耶？於古無徵。子曰：“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”莊生亦言：“生也有涯，知也無涯；以有涯逐無涯，殆矣。”夫恥一物之不知者，有但作此説而未嘗躬行，亦有躬行而終不能至焉。若朱晦庵，自知日不暇給，不復能窮知事物之理，是但言之而不行者也。若顔習齋，本近於永嘉派，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爲儒家正業，其説是也。至欲習於兵、農、錢、穀、水、火、工、虞，件件而精之，則天下無此全才。自大禹之聖，治水而外，未見更有何等功業，他無論矣。即今之爲科學者，亦各自專門，不知江、戴諸君，何以不悟及此？乃至讀《堯典》必測天文，讀《禹貢》必究地理，豈亦爲鍼砭俗學而然耶？（慎修崇拜朱學，故注《近思録》。東原本出江門，説經頗引晦庵之言，其作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，則有取於習齋）。然讀書若此，不知何年得通一藝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”明非人人必須多能，且無機衡之器，誰能測天？無四載可乘，誰能相地？此等專門之學，正恐孔子之多能，未必深通；冉求之藝，亦難遍習。單居離問曾子：“天圓而地方，誠有之乎？”曾子曰：“誠是天圓而地方，則是四角之不揜也。”此謂地是平圓，而非渾圓。按之今日地理之學，固爲大謬，然不以此而有損曾子之賢。《周髀筭經》曰“地滂沱四隤而下”，此謂地如曼頭，亦謬也。唯《泰卦》云：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。”象曰：“無往不復，天地際也。”此乃知地如丸卵矣。然文王演《易》，卻不以此爲勝義。可知儒者所急，在乎修己治人，行有餘力以求多能，自無不可。若謂非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不足以爲儒，則非也。韓退之云：“《爾雅》注蟲魚，定非磊落人。”退之文人，亦知求學之道，不在乎一鱗一爪，而其大體是存，則用日少而畜德多矣。
向來儒家之學，止於人事，無明心見性之説，亦無窮究自然之説。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二語，出於僞古文《尚書》，蓋魏晉人之言也。試思堯、舜禪讓，諒不異今日官吏之辦移交。所謂“允執厥中”者，“中”即《周官》小司寇“登中於天府”之“中”，謂會計簿籍也。漢官有治中，猶稱主簿爾。然則歷數次在其躬，簿籍付與其手，堯舜之事可知之矣，夫何暇論及人心、道心也哉？蓋自古所稱爲聖人者，凡以其能開物成務而已。伏羲之結網罟，神農之制耒耜，黄帝之造書數，帝堯之治曆象，其功一也。民非耕稼不生活，敬授民時，修農政也，然四時推候，但以命羲和之官，非人人而命之也。儒家祖述堯舜，堯舜所病，乃在不能修己以安百姓。性天之不談，一物之不知，非儒者之恥明矣。歐陽永叔於理學無所發明，獨謂性非切要之道，則可謂知言。如今學者，好談哲學，推究宇宙之原，庶物之根，辨駁愈多，爭端愈出，於是社會愈亂，國愈不可治矣。若在太平之世，以此消遣，亦復賢乎博弈。至於亂世，而尚清談，則東晉之禍，正是前車。亭林有言，今之理學，亦是清談；試問今之哲學，竟有愈於當時之理學否？
宋明學者之取於佛法，有其範圍。四禪八定，非所諱言，至於不住生死，超出三界云云，則絶口不道。然則所取佛法，僅及其半，佛法所以爲殊勝者，乃先儒所不取，蓋唯恐入於斷滅也。今若講論性天之學，更將有取於西洋。西洋哲學但究名理，不尚親證，則其學與躬行無涉。科學者流，乃謂道德禮俗，皆須合於科學，此其流弊，使人玩物而喪志，縱欲以敗度。今之中華，國墮邊防，人輕禮法，但欲提倡科學，以圖自强，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也。
次論無錫特宜注重之學。無錫本東林學派發源之地，東林之學，至清中葉而闃焉無聞。今之無錫，工廠如林，商業繁盛，非顧、高二公之時之比。然通商之地，人心趨利，蓋習俗之移人也。使二公生於今日，雖户説以理學之眇論，恐亦不能化。明儒陳白沙生於嶺南，嶺南通商最早，高富下貧，粤俗爲甚。故白沙之教，日與弟子登涉山水，投壺賦詩，縱論古今事，不遽語及道學，而待其自悟，此蓋近於曾點一派。周茂叔令二程尋孔、顔樂處，所樂何事，亦是此意。今之無錫，比於明世之新會，必有過之，吾意設教者當取白沙一派，亦使學子知“吾與點也”之趣，然後可與適道。
班孟堅譏史公之述《貨殖》，崇勢利而羞賤貧，是非繆於聖人。然史公云：“夫千乘之王，萬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猶患貧，而況匹夫編户之民乎？”其詞有激宕焉。孔子以臧文仲妾織蒲爲不仁，揚子雲稱公儀子、董仲舒之才之邵，以公儀子爲魯相，婦織於室而遣去，入園有葵而拔棄之，不與民爭利也。仲舒爲江都相，下帷三年不窺園，亦不治生産者也。然《漢書》稱張安世尊爲公侯，食邑萬户，而身衣弋綈，夫人自紡績，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，内治産業，累積纖微，此其與民爭利，什百於臧孫，而孟堅謂之滿而不溢，豈非繆於孔子、揚雲所是非耶？近代曾滌笙身爲大臣，而令其室人紡紗，日程四兩，此則顯與公儀子所爲異矣。孟獻子曰：“畜馬乘，不察於雞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”曾氏以理學家自命者也，不知其讀《大學》之時，作何等感想也！
或曰，劉寄奴爲帝，被服居處，儉於布素，嶺南獻細布，則惡其精麗勞人，史家稱之。如今所論，宋帝之儉，無乃貽愛財之誚乎？答曰：宋帝起自貧乏，富貴之後，不改雅度，故可稱也。其禁絶侈靡，可謂上思利民，非與民爭利審矣。儉爲美德，猶貴中禮，況以公侯之富而與民爭利乎？至許魯齋謂儒者必先治生，陽明反對此説，亭林卻以爲然。吾意學者治生，與大臣積産有間。學者治生而不至空乏，則可以養其廉恥。陽明生當平世，家給人足，殆未見仕有爲貧者，故不達魯齋語趣。亭林生當亂世，所見爲貧而仕者蓋亦衆矣，故以許説爲然。
太史公曰：“富者，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。”然以中國視西洋，則亦有間。中國貴人多有功遂身退者，富人亦有知止知足者，於西洋無聞焉。故人哈同君，富傾滬上，年八十矣，猶日夕校閲房租帳簿，此非求益富以自奉也。其治産也，直與吾輩之治學不異，都無止境，死而後已。然西洋之俗，既日漸於中國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芻豢之味，身安逸樂，而心誇矜勢能之榮，亦日有甚焉。昔陸子靜講“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”一章，聽者竟至泣下，使在今日講之，寧復有感動者乎？故吾謂設教於通商之地者，莫如白沙一派爲能收效也。
原載《制言》月刊第五十七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