繹其意，幾與明哲保身，混世和光相同。然太史公傳季布、欒布，二人性質相近，行義亦同，欒布拼命幹去，季布賣身爲奴。太史公稱季布“摧剛爲柔”。“摧剛爲柔”，即“毁方瓦合”之意。試觀張禹、孔光，終身絶無剛果之事，至於季布一流，則前後皆不屈不撓，不過暫爲權宜，作謙柔之表示耳。而謂“毁方瓦合”者，謂此也。章太炎先生演恉
諸佐耕筆述
“儒”之一字，古人解作“柔”字。草昧之初，殘殺以爲常。教化漸興，暴戾之氣亦漸祛。所謂“柔”者，馴擾之意也。然周初“儒”字，未必與此同義。《周禮》：“師以賢得民。”“儒以道得民。”賢者道德之謂，道者學問之謂，已非“柔”字之意矣。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序云：“列仙之儒”，列仙而可稱爲“儒”，可見“儒”爲有道術者之通稱。以此可知九流中“儒家者流”之儒，即《周禮》“儒以道得民”之儒。
春秋時“儒”之一字，不甚見於稱謂，祗《論語》有“女爲君子儒，毋爲小人儒”二語。當時九流未興，本不必特别表明。降及七國，九流朋興，孟子首蒙儒者之名。《莊子·説劍》，趙太子請莊周論劍，謂“先生必儒服而見王，事必大逆”。莊周非儒，趙太子稱之曰“儒”。蓋古之九流，學術有别，衣服無異。《儒行》孔子見哀公，哀公問：“夫子之服，其儒服與？”孔子對：“丘不知儒服。”以衣裳爲分别學問之標準，無味極矣！此殆孔子不願承認儒服之故乎？
《儒行》所説十五儒，大氐堅苦卓絶、奮厲慷慨之士，與“儒柔”之訓正反。“儒專守柔”，即生許多弊病。西漢時張禹、孔光，閹然媚世，均由此故。然此非孔子意也。奇節偉行之提倡，《儒行》一篇，觸處皆是。是則有學問而無志節者，亦未得襲取“儒”名也。
人性本剛，一經教化，便爾馴擾。宗教之作用，即在馴擾人心，以故宗教無不柔者。沙門勢利，是佛教之柔；天主、基督教徒，亦帶勢利，是天主、耶穌之柔。其後之趣於柔固非，其前之主於柔則是。試觀南洋婆羅洲人，向無教化，以殺人爲當然，男女結婚，聘以人頭。人類本性剛暴如此，則不能相養以生，勢不得不以教化柔之。然太柔而失其天性，則將并其生存之力而亦失之。以故，國家形成，不得不留些剛氣，以相撑拄。近人病儒者之柔，欲以墨子之道矯之。孫仲容先生首撰《墨子間詁》以爲倡，初意欲施之於用，養成風氣，補救萎靡。不意後人專注力於《經》上下、《經説》上下論理學上之研究，致孫氏輩一番救世之心，淹没不彰。然使墨子之説果行，弊亦不少，尊天明鬼，使人迷信，充其極，造成宗教上之强國，一如摩哈默德之於天方，則宗教之爭，勢難避免。歐洲十字軍之戰禍，行且見之東方。且近人智過於昔，天志壓人，未必樂從。以故孫氏救世苦心，固可敬佩，而揭櫫號召，亦未盡善也。竊以爲與其提倡墨子，不如提倡《儒行》。《儒行》講解明白，養成慣習，六國任俠之風，兩漢高尚之操，不難見之於今。轉弱爲强，可以立致。即有流弊，亦不過造成幾個爲害不甚重大之暴人，較之宗教戰爭，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也。
宋人多反對《儒行》，前所云高閌，其代表也。宋人柔退，與《儒行》本非同道。至於近人，以文字上之關係，斥《儒行》爲僞，謂非孔子之言。其理由：謂魯昭公諱“宋”，凡“宋”皆代以“商”，《儒行》孔子對哀公：“丘少居魯，長居宋。”孔子不應在哀公前稱“宋”。殊不知《儒行》一篇，非孔子自著，由於弟子筆録。當時孔子言“宋”言“商”，無蓄音機留以爲證，筆記之人，容有出入，安可據以爲非？常人讀《論語》子路初見孔子，孔子有“君子有勇無義爲亂，小人有勇無義爲盜”一語，以爲孔子不尚武力，以此致疑《儒行》“鷙蟲攫搏不程勇者，引重鼎不程其力”二语。又不知卞莊子刺虎，孔子亦稱其勇；而弟子中有澹臺滅明者，曾有斬蛟之舉。不過孔子不爲而已。《儒行》中復有“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”一語，與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，則喜”意相反，亦爲讀者所疑。殊不知在古人中此等行爲，屢有記載。淳于髡譏孟子“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”，又云“是故無賢者也，有則髡必識之”。而孟子則對以“賢者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”一語，以“衆人”二字，反唇相譏。可見孟子確係“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”者。宋世理學諸公，朱晦菴主張無極而太極，陸象山反之。二人因起爭論，彼此信札，有面紅耳赤、聲色俱厲之概。二人學問之根本，本不在此，爲一二枝葉問題，雙方即妄加意氣，各不相下，更甚於《儒行》之“可微辨而不可面數”矣。降至清代，毛西河、李天生討論音韻，西河厲聲對天生，天生拔刀向之。二人意氣，豈非更甚於晦翁、象山乎？蓋儒者本有此一類人，孔子並未加以輕視。十五儒中，有其一種，即可尊貴，非謂十五儒個個須與孔子相類也。如此，吾人之疑可解，而但舉“宋”字一端，固不足推倒《儒行》矣。
《儒行》十五儒中，亦有以和平爲尚者，然不若堅苦卓絶、奮厲慷慨者之多。有一派表面似有可疑，如云“毁方而瓦合”。繹其意，幾與明哲保身，混世和光相同。然太史公傳季布、欒布，二人性質相近，行義亦同，欒布拼命幹去，季布賣身爲奴。太史公稱季布“摧剛爲柔”。“摧剛爲柔”，即“毁方瓦合”之意。試觀張禹、孔光，終身絶無剛果之事，至於季布一流，則前後皆不屈不撓，不過暫爲權宜，作謙柔之表示耳。而謂“毁方瓦合”者，謂此也。
細讀《儒行》一篇，堅苦慷慨之行，不外高隱、任俠二種。“上不臣天子，下不臣諸侯”，當孔子時，即有子臧、季札一流人物。及漢，更有嚴子陵、梁伯鸞等。漢人多讓爵，此高隱一流也。至於任俠，在昔與儒似不相容，太史公《游俠列傳》有“儒墨皆排擯不載”之語。然《周禮》六行“孝友睦婣任卹”，“任”即任俠之任。可知任俠本不爲儒家所非。太史公傳信陵、孟嘗，頗有微詞；於朱家、郭解，即極口稱道。良以憑藉勢位，易於爲力；民間仗義，難於通行，爲可寶貴耳。《儒行》“合志同方，營道同術，久不相見，聞流言不信”，此即任俠之本。近世毁譽無常，一入政界，更爲混殽。報紙所載，類皆不根之談，於此輕加信從，小則朋友破裂，大則團體分散。人人敦任俠之行，庶朋友團體，均可保全。此今日之要務也。又有要者，《儒行》所謂“讒諂之民，有比黨而危之者，身可危也，而志不可奪也”。又謂“劫之以衆，臨之以兵，見死不更其守”。此種守道不阿，强毅不屈之精神，今日急須提倡。諸君試思，當今之世，情況何似？何者爲“讒諂之民”？何方欲“比黨危之”？吾人鑒於今日情況，更覺《儒行》之言爲有味矣！
十五儒中，類别綦多，以上所舉，不過最切要於今日者。高隱一層，非所宜於今日；任俠一層，與民族存亡，非常相關。雖小團體，非此亦不能存在，不可不三致意也！
試取《論語》與《儒行》相較，《論語》載“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”。繼而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”以今日通行之語言之，所謂“成人”，即人格完善之意。所謂“儒”者，亦即人格完善之謂。“聞流言不信”，非即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乎？“見死不更其守”，“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”，非即“見危授命”乎？《論語》、《儒行》，本相符合，惟《論語》簡約，《儒行》鋪張，文字上稍有異趣，烏可以文害辭，謂爲僞造？吾誠不知宋人何以排斥之也？
東漢人之行爲，與《儒行》甚近，宋人去之便遠。《後漢書·黨錮傳》中人物，微嫌標榜太過，不能使吾人俯首；至《獨行傳》中人，則逖乎遠矣！如田子春之居鄉，整飭一方，儼然有今日鄉團之風。曹操征烏桓，迷不得路，賴子春指導，得獲大勝。操欲以關内侯爵之，子春堅辭不受。此與嚴子陵不同科，雖不受爵，依然幹事，宋人烏能及此！周濂溪、程明道開宋朝一代學風，然《儒林》、《道學》二傳中，尟有奇節偉行之士，一遇危難，亦不能盡力抵抗，較之東漢，相去甚遠。大概《儒行》一篇，無高深玄妙之語，其精華漢人均能做到，於今亦非提倡不可也。
前日講《孝經》，昨日講《大學》，諸君均已聽過。鄙意若缺少剛氣，即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所説，全然做到，猶不足以自立。諸君於此諸書，皆曾讀過，竊願作一深長之思也。
原載《國學商兑》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