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炎先生講
諸祖耿記
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江蘇省立無錫師範學校
余講《春秋》，歷四十年。嘗謂《春秋》者，司馬遷、班固以前唯一之史也。《春秋》未作，世無正式之史。《尚書》或紀言，或紀事，真有似斷爛朝報，無年月可尋。設無書序，何由知其條貫？即有紀年者，亦不甚明白。如《太誓》云“唯九年四月”，究不明何王之九年。《洪範》云“唯十有三祀”，亦不明何王之十三祀也。且或稱“唯十有三祀”，或稱“既克商二年”，紀年之法之不統一如是。故必待《春秋》之作，方爲有正式之史也。
周初無《春秋》之名。《周官》“小史掌邦國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”，未必即爲《春秋》也。《春秋》之起，其在周宣王之世乎？墨子《明鬼》，據周之《春秋》、燕之《春秋》、宋之《春秋》、齊之《春秋》爲説。至於周宣王殺杜伯以前之事，不據《春秋》而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可知周初之未有《春秋》也。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起共和元年，自爾至於魯隱元年，凡一百十九年。史公但書某公卒，某公生，未嘗著一事。其有紀事者，可知其國已有《春秋》矣。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，命之曰仇；其弟以千畝之戰生，命之曰成師，《左傳》不記其年，而《十二諸侯年表》明著之。蓋列國之有《春秋》，晉爲最早，而秦、鄭次之（《秦本纪》文公十三年“初有史以纪事”），宋在其後，齊、魯更後。其所以有先後者，周室頒書法於諸侯，由近及遠。晉近王畿，秦邇西都，鄭本畿内，故受法在先。宋距西周已遠，齊、魯更處東海，斯在後矣。
《左傳》云：“《春秋》之稱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，非聖人誰能修之？”然孔子所修，實亦無多。僖二十八年：“天王狩於河陽。”《左氏》載仲尼之言曰：“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訓，故書曰‘天王狩於河陽’。”太史公稱孔子讀史記至文公，曰“諸侯無召王，‘王狩河陽’者，《春秋》諱之也”。孔子之特筆有明文可據者，止此一條，餘無所見。杜預以爲諸稱“書”、“不書”、“先書”、“故書”、“不言”、“不稱”、“書曰”之類，皆史官舊文，是孔子所筆削者固甚少矣。然而孟子稱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又稱孔子曰“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”，豈删改一二條即可謂之作耶？即以此見罪耶？蓋《春秋》者，官史也，孔子不在其位，不當私修官史。班固坐私修官史而得罪。以後例前，所謂“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”者，信矣。孔子又曰“其義則丘竊取之”者，當時國史，不容人看，竊取即偷看之謂矣。又曰“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”者，《説文》“事”字從史，職也。職，記微也。微即徽字，職即幟字，故“事”有“記志”之義。是謂《春秋》爲天子之史記也。列國之史，皆藏周室（《六國表》云：“史記藏周室。”漢則郡國之事藏太史令。），故云天子之事。然孔子所修者，魯之《春秋》也。惟其爲魯之《春秋》，非周之《春秋》，其記列國事實或有不確，如諸侯之卒，但據赴告而書之。赴告月日有誤，魯史不能正之。太史公稱：“孔子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。”即爲魯《春秋》有乖事實者。故必與左丘明如周，觀書於周史，而修《春秋》之經。丘明因孔子所録周之史記而爲之傳。然則《左傳》所載，即是《春秋經》之考異。論事實以周史記爲準，論書法以魯《春秋》爲準。所以然者，孔子魯人，所修者魯史，不得與於天子之事也。《經》、《傳》之不同，凡爲此故。桓譚《新論》稱《春秋經》、《傳》，互爲表裏，相持而成。是謂《經》、《傳》之同修也。蓋若事據周記，以改魯史，即非魯之《春秋》，故必《經》、《傳》相持，則事義俱備。然而太史公云“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”。此則未諦。丘明即不作《傳》，孔子且自作之，何也？欲爲考異，不得有經而闕傳也。古之學者，三年而通一藝。自獲麟至孔子之卒，纔得再期，學未及通，何由退而異言？《論語》所載，未有弟子論《春秋》之語。《大戴禮》有《曾子》十篇，亦無一言及《春秋》者。烏覩所謂退而異言者耶？是知孔、左《經》、《傳》，同時述作。《經》亦有君子之新意，《傳》非無聖人所斟酌，不爲弟子異言而具論其語，審矣。
次論作傳之左丘明。世之疑左丘明者，謂據《論語》，丘明及見孔子。而《左傳》記趙襄子、楚惠王事。趙襄子、楚惠王卒於魯元公之初。魯元上距獲麟之歲五十餘年，丘明不應壽考至是。然孔門弟子子夏之年，更壽於丘明。孔子之卒，子夏年二十有九。至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，子夏年百有一。蓋子夏與丘明易混：子夏年高，丘明亦年高；子夏失明，丘明亦失明。然子夏不傳《春秋》也。公羊受於子夏之説，起於東漢之戴宏，西漢無是言也。董仲舒，傳《公羊》者也。劉向謂其師友淵源，猶未及乎游、夏，是矣。大抵丘明之年，與子夏次比。丘明作《傳》，傳之曾申，申傳吴起。穀梁在吴起後，所引尸子，即尸佼也。佼與商鞅同時，穀梁與孟子時代相近。《公羊傳》有“子沈子曰”，何休解詁，稱子者是其師，而《穀梁》但作“沈子曰”，可知《穀梁》在《公羊》前，且《公羊》之襲《穀梁》，痕跡顯然。“蔡侯歸用事乎漢”，《穀梁》文也。自楚入蔡，必渡漢水。《公羊》不審地望，改漢爲河，此襲《穀梁》而誤者也。公羊氏五世姓名，於史無徵。秦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：“楚戍卒攻蘄入陳，於公如何？”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：“人臣無將，將即反，罪死無赦。”此本《公羊》之文“君親無將，將而誅焉”。漢高祖崩，群臣議諡，皆曰：“高祖起微細，撥亂世，反諸正，平定天下，爲漢太祖。”“撥亂世，反諸正”亦《公羊》文也。是知《公羊》行於秦漢之際。其人上不及子夏，下不至漢，殆周秦間人也。孟子述孔子之言曰“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”，《公羊》亦云。此乃《公羊》之襲《孟子》，非《孟子》之採《公羊》也。以余所知，《三傳》之起源如此。
據《春秋經》而作《傳》，其事非易。《穀梁》在前，其言不多，誤亦不多。《公羊》在後，言多而誤亦多矣。紀年紀月，始於《尚書》。《春秋》則紀時，或書月書日。二《傳》多以日月生義，以爲褒貶。此説於古無徵，蓋穀梁與尸子爲友。尸子并商鞅時，見秦《春秋》不書月日（見《六國表》），遂謂《春秋》本以時紀，其書月書日者褒貶所生也。而《穀梁》即用其説也。不知事有遠近，斯書有詳略。魯文公以前，朝聘征伐之事少，故書日尚略。其後漸多，故不可不謹於書日。《穀梁》壹以秦記爲準，而怪魯史之詳於月日，然未嘗自明其説之由來，《公羊》不悟，起例滋多矣。
劉向《别録》稱丘明作《傳》授曾申，申授吴起，起授其子期，期授鐸椒。而《十二諸侯年表》稱鐸椒爲楚威王傅。爲王不能盡觀《春秋》，採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爲《鐸氏微》。《鐸氏微》者，《左氏春秋》之節本也。《左氏》之書合經、傳十九萬言。古者簡重帛貴，傳寫匪易。而《韓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皆載春秋時事，其語殆本於鐸椒。即穀梁亦似曾見《鐸氏微》者。有三事可爲《穀梁》襲《左氏》之證。一者《左氏經》“公矢魚於棠”，《穀梁》作“公觀魚於棠”；二者《左氏經》“齊人來歸衛俘”，《穀梁》作“齊人來歸衛寶”；三者《左氏經》“晉荀吴帥師敗狄於大鹵”，《穀梁》作“晉荀吴帥師敗狄於太原”。此三條不合《左氏經》而合《左氏傳》，知其非貿然以聲音訓詁易之也。若不見《左氏》書，不致雷同如此。若盡見《左氏》書，又不致有其餘之不同。其所見者，蓋《鐸氏微》也。《鐸氏微》所載，據而改之；所不載者，亦無由改之也。《公羊》在《穀梁》後，故於此三條得據於《穀梁》。餘無所據而擅改者，即多可笑。如《春秋經》“齊欒施來奔”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所同，《公羊》則作“晉欒施來奔”。《春秋經》“鄭公孫夏帥師伐陳”，亦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所同，《公羊》則作“鄭公孫囆帥師伐陳”。蓋《公羊》見經文晉有欒書、欒盈，故改齊爲晉。見襄十五年經有公孫囆，故改公孫夏爲公孫囆。不知據《左傳》公孫囆於襄十九年卒，至伐陳時不得更有公孫囆也。又《春秋經》“齊中孫來”，《左氏傳》“齊仲孫湫來省難”。《公羊》以仲孫爲公子慶父，引子女子之言曰“以《春秋》爲《春秋》，其諸吾仲孫與”。蓋公羊見魯《春秋》有仲孫，以爲唯魯有仲孫，故成此笑柄。夫以經解經，不可施於《春秋》，何得言“以《春秋》爲《春秋》”乎？此之謬誤由於不見周室史記而恣爲臆説。然而清世説《公羊》者迂怪之談，則非《公羊》所本有。所謂通三統、張三世、爲漢制法、黜周王魯者，但見於董仲舒之書。詭誕之徒，以之誣蔑《公羊》。學貴求真，是不可不爲《公羊》洗刷者也。
《春秋經》“元年春王正月”，《左傳》“元年春王周正月”。所謂“王周”者，猶後世稱皇明、皇清耳。《公羊》曰：“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統也。”《公羊》以文王周之始王解王正月，意與《左氏》正同。本言大一統，未嘗言三統也。夏秋冬月不著王字者，鐘鼎則多有王二月、王三月、王四月、王五月之文。《春秋》月必書王，則失之繁，故爲省文爾。《公羊》不見國史，故云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，然固無衰亂、升平、太平三世之説。《公羊》云：“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諸《春秋》。”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，皆亂世也，焉有升平太平之世乎？至謂爲漢制法，試問公羊作傳之時，亦何從知漢家之興，而預爲制法乎？董仲舒謂周法五行，爵五等，漢法三光，爵三等。試問五行三光，竟與治亂何關？乃孔子之不憚煩而改諸？楚靈王時，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，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。《國語》叔孫穆子曰：“諸侯有卿無軍，伯子男有大夫無卿。”伍舉曰：“天子之貴也，唯其以公侯爲官正，而以伯子男爲師旅。”此皆伯子男並稱。《公羊》亦云“春秋伯子男一也”。《公羊》雖未見《左傳》，猶知春秋之制與周初不同。周初之制，據於《周禮》，至春秋時而周禮之改變者多矣。董生不悟，則以爲孔子爲漢制法爾。其尤不通者，所謂黜周、王魯、新周、故宋是也。杜預云：《春秋》所書之王，即平王也；所用之歷，即周正也；所稱之公，即魯隱也，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？“故宋”一語，本出《穀梁》。《穀梁》傳：“孔子故宋也。”范甯曰：“孔子舊是宋人。”“新周”則出《公羊》。《公羊傳》：“成周者何？東周也。成周宣榭災，何以書？新周也。”此所謂“新周”，與《尚書》新邑同意，安在其上黜杞而下故宋也？試思孔子魯之大夫，有何權力，以魯隱爲受命王，黜周爲二王後耶？此等迂怪之談，固無明文見於《公羊》者也。
至於《春秋》大義，内諸夏而外夷狄，三《傳》所同。譏世卿本出《公羊》，然張敞治《左氏》，亦言《春秋》譏世卿。蓋《左傳》記樂祁之言曰：“政在季氏三世矣，魯君喪政四公矣。”又記孔子之言曰：“惟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。”是皆譏世卿之言。所譏者，魯之季氏、齊之陳氏、晉之趙氏。丘明與聖人同恥，故於陳恒之代齊、三桓之出君、趙氏之分晉，具載其事。而《公羊》則以周之尹氏、齊之崔氏當之。不知尹氏當時并未擅權，崔氏與高國不合而出奔。崔杼返國，二年而敗，不足以當世卿也。《穀梁》亦有與《左氏》同義者。《穀梁》云“稱國以弒其君，君惡甚矣”，此與《左氏》所云“弑君稱君君無道”者義相發明。然《春秋》所書趙盾弑其君、崔杼弑其君，當孔子筆削時，其人皆已死矣。是乃諺所謂打死老虎，則何緣作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也。蓋《春秋》之作，貴在勸戒，非但明罰而已。後有荀悦之《漢紀》、司馬光之《通鑑》，其效正同。左氏之《傳》，詳載事實，使讀其書者，懲往事以防將來，則亂臣賊子之原自絶。是以法家韓非采《左氏》事實特多。若謂《春秋》之道，但在明法底罪，以懼亂臣賊子，則已死之亂臣賊子，何由知懼？見在之亂臣賊子，大利當前，又何恤於口誅筆伐哉？
原載《制言》月刊第五十六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