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炎先生講
諸祖耿記
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江蘇省立無錫師範學校
國學不尚空言，要在坐而言者，起而可行。十三經文繁義赜，然其總持則在《孝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喪服》。《孝經》以培養天性，《大學》以綜括學術，《儒行》以鼓勵志行，《喪服》以輔成禮教。其經文不過萬字，易讀亦易記，經術之歸宿，不外乎是矣。經術乃是爲人之基本，若論運用之法，歷史更爲重要。處斯亂世，尤當斟酌古今，權衡輕重。今日學校制度不便於講史。然史本不宜於學校講授，大約學問之事，書多而文義淺露者，宜各自閲覽；書少而文義深奥者，宜教師講解。歷史非科學之比，科學非講解一步，即不能進一步，歷史不然，運用之妙在乎讀者各自心領神會而已。正史二十四，約三千餘卷，《通鑑》全部，六百卷，如須講解，但講《通鑑》，五年尚不能了，全史更無論矣。如能自修，則至遲四年可畢《廿四史》。今學校注重講授而無法講史，故史學浸衰，惟道爾頓制實於歷史之課最宜。然今之教員，未必人人讀畢全史，即明知道爾頓制便於學生，其如不便於教員何？《吕氏春秋》有《誣徒篇》，今日學校之弊，恐不至誣徒不止，誠可歎也！
政治之學，非深明歷史不可。歷史類目繁多，正史之外有編年，有别史，有論制度之書，有述地理之書，有載奏議之書。荀悦《漢紀》，别史類也。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，貫穿古今，使人一看了然，論制度之類也。志表之屬，斷代爲書，亦使人憭如指掌，亦論制度之類也。地理書卻不易看，自正史《地理志》外，有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元豐九域志》、明清《一統志》、《讀史方輿紀要》之屬。山川形勢，古今沿革，非細讀不能明憭。奏議往往不載於正史，但見於文集，亦有彙集歷代名臣奏議爲專書者。今之學者，務欲速成，鮮有肯閉門讀書十年者。然全看二十四史，一日不輟，亦不過四年。若但看四史，四史之後，看《通鑑》、《宋元明鑒》之類，則較正史減三分之二。一日看兩卷，則五百日可畢。而紀事之書，已可云卒業矣。至於典章制度之書，《通典》古拙，不必看，看《通考》已足施於政治。《通考》尚有用不着之處，三《通》不過五百卷，一日看兩卷，二百五十日可畢。地理書本不多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爲最有用，以其有論斷也。旁及地理掛圖，且讀且看，有三四月之功夫，儘可卒業。奏議書流暢易看，至多不過一年亦畢矣。如此合計，紀事之書一年有半，制度之書八月，地理之書半年，奏議之書十月，有三年半之功程，史事已可爛熟。即志在利禄者，亦何惜此三年半之功夫，以至終身無可受用乎。歷代知名將相，固有不讀書者，近若曾、左、胡輩亦所謂名臣者矣，然其所得力，曾在《通鑑》、《通考》，左在《通考》，胡在《讀史方輿紀要》而已，況程功之過於是者乎。
夫人不讀經書，則不知自處之道；不讀史書，則無從愛其國家。即如吾人今日，欲知中華民國之疆域，東西南北究以何爲界，便非讀史不可。有史而不讀，是國家之根本先拔矣。古人有不喜人講史者，王安石變法，惟恐人之是古非今，不得自便。今人之不喜人看史，其心迹殆與王安石無異。又好奇説者，亦不喜人看史。歷史著進化之迹，進化必以漸，無一步登天之理，是故詭激之流，惟恐歷史之足以破其説也。至於淺見之人，謂歷史比於家譜，《漢書》即劉氏之譜，《唐書》即李氏之譜，不看家譜，亦無大害。此不知國史乃以中國爲一家，劉氏、李氏不過一時之代表而已。當時一國之政，并非劉氏、李氏一家之事也。不看家譜，不認識其同姓，族誼亦何由而敦？不講歷史，昧於往迹，國情將何由而洽？又或謂歷史有似帳簿，米鹽瑣屑，閲之無謂。此不知一家有一家之産業，一國有一國之産業，無帳簿則産業何從稽考？以此而反對讀史，其居心誠不可測矣！信如所言，歷史是帳簿是家譜，亦豈可不看？身不能看，惟恐人之能看，則沮人以爲不足看也。政界之人如此，學界之人亦如此，學生又不便以講誦，家譜帳簿，束置高閣，四萬萬人都不知國家之根本何在，失地千萬里，亦不甚惜，無怪其然也。日本外交官在國際聯盟會稱東三省本是滿洲之地，中國外交官竟無以駁正。此豈非不看家譜帳簿而不知舊有之産業乎？
昔人讀史，注意一代之興亡，今日情勢有異，目光亦須變换，當注意全國之興亡，此讀史之要義也。經與史關係至深，章實齋云“六經皆史”，此言是也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本是史書，《周禮》著官制，《儀禮》詳禮節，皆可列入史部。西方希臘以韻文記事，後人謂之史詩。在中國則有《詩經》。至於《周易》，人皆謂是研精哲理之書，似與歷史無關，不知《周易》實歷史之結晶，今所稱社會學是也。乾坤代表天地，《序卦》云“有天地然後有萬物”，是故乾坤之後，繼之以屯，屯者草昧之時也。“即鹿无虞”，漁獵之徵也；“匪寇婚媾”，掠奪婚姻之徵也。進而至蒙，如人之童蒙，漸有開明之象矣。其時取女蓋已有聘禮，故曰“見金夫不有躬”，此謂財貨之勝於掠奪也。繼之以需，則自游牧而進於耕稼，於是有飲食燕樂之事。飲食必有訟，故繼之以訟，以今語譯之，所謂“麵包問題”，生存競爭也。於是知團結之道，故繼之以師。各立朋黨，互相保衛，故繼之以比。然兵役既興，勢必不能人人耕稼，不得不小有積蓄。至於小畜，則政府之濫觴也。然後衆人歸往强有力者以爲團體之主。故曰“武人爲于大君”，“履帝位而不疚”。至於履，社會之進化已及君主專制之時矣。泰者，上爲陰下爲陽，上下交通，故爲泰。否者，上爲陽下爲陰，上下乖違，故爲否。蓋帝王而順從民意，上下如水乳之交融，所謂泰也。帝王而拂逆民意，上下如冰炭之不容，所謂否也。民爲邦本之説，自古而知之矣。自屯至否，社會變遷之情狀，亦已了然。故曰：《周易》者，歷史之結晶也。然六經之中正式之史，厥維《春秋》，後世史籍，皆以《春秋》爲本。《史記》有《禮書》、《樂書》，《漢書》則禮樂皆有志，其意即以包括《禮經》一門。《司馬相如傳》辭賦多而叙事少，試問辭賦何關於國家大計，而史公必以入録耶？班固曰：“賦者古詩之流也。”蓋《史記》之録辭賦，亦猶六經之有詩矣。史公《自序》曰：有能紹明世、正《易傳》、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，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班固亦有類此之語。由今觀之，馬、班之言，并非夸誕；良史之作，固當如是也。
史與經本相通，子與史亦相通。諸子最先爲道家，老子本史官也，故《藝文志》稱：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。史官博覽群籍，而熟知成敗利鈍，以爲君人南面之術。他如法家，韓非之書稱引當時史事甚多。縱横家論政治，自不能不關涉歷史。名家與法家相近，惟農家之初，但知種植而已。要之九流之言，注重實行，在在與歷史有關，墨子、莊子皆有論政治之言，不似西洋哲學家之純談哲學也。今日學士大夫，治經者有之，治諸子者有之，而治史則寡。不知不講歷史，即無以維持其國家。歷史即是帳簿家譜之類，持家者亦不得不讀也。
復次，今日有爲學之弊，不可盲從者二端，不可不論。夫講西洋科學，尚有一定之軌範，決不能故爲荒謬之説。其足以亂中國者，乃在講哲學講史學，而恣爲新奇之議論。在昔道家，本君人南面之術，善用其術，則可致治。漢人之重黄老，其效可見矣。一變而爲晉人之清談，即好爲新奇之議論。於是社會遂有不安之狀，然劉伶之徒，反對禮教，尚是少數。今之哲學，與清談何異。講哲學者，又何其多也。清談簡略，哲學詳密，此其貽害，且什百於清談。古人有言：“智欲圓而行欲方。”今哲學家之思想打破一切，是爲智圓而行亦圓，徇己逐物，宜其愈講而愈亂矣。余以爲欲導中國人於正軌，要自今日講平易之道始，三十年後，庶幾能收其效。否則推波助瀾，載胥及溺而已。
又今之講史學者，喜考古史，有二十四史而不看，專在細微之處，吹毛索瘢，此大不可也。昔蜀之譙周，宋之蘇轍，并著古史考，以駁正太史公。夫上下數千年之事，作史者一人之精力，容有不逮，後之人考而正之，不亦宜乎？無如今之考古者，異於譙周、蘇轍，疑古者流，其意但欲打破歷史耳。古人之治經史，於事理所必無者，輒不肯置信。如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，劉媼交龍於上而生高祖，此事理所必無者也，信之則乖於事實。又同爲一事，史家記載有異，則辨正之。如《通鑑考異》之類，此史學者應有之精神也。自此以外，疑所不當疑，則所謂有疑疾者爾。日本人謂堯、舜、禹皆是儒家理想中人物，彼自以其開化之遲，而疑中國三千年前已有文化如此。不知開化本有遲早，譬如草木之華，先後本不一時，但見秋菊之晚開，即不信江梅之早發，天下寧有此理！日本人復疑大禹治水之功，以爲世間無此神聖之人。不知治河之功，明清兩代尚有之，本非一人之力所能辦。大臣之下，固有官吏兵丁在，譬如漢高祖破滅項羽，又豈一身之力哉。此而可疑，何事不可疑？猶記明人筆乘，有丘爲最高淵爲最深之言，然則孔顔亦在可疑之列矣。當八國聯軍時，剛毅不信世有英法諸國，今之不信堯禹者，無乃剛毅之比乎？夫講學而入於魔道，不如不講。昔之講陰陽五行，今乃有空談之哲學，疑古之史學，皆魔道也。必須掃除此種魔道，而後可與言學。
原載《制言》月刊第五十五期